教育部推荐书法临摹范本，建议收藏！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代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刻立于唐贞观五年（六三一）。原石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元代著名书家赵孟頫题跋有言：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书概》亦有评说：率更《化度寺碑》，笔轻意长，雄健弥复深雅。清代著名书家何绍基评论：《九成宫醴泉铭》以疏抗胜，《邕师铭》以遒肃胜，得此古拓观之，可以窥见吾乡率更真实力量，不依傍山阴棐几处。

唐宋以来，《化度寺碑》多有拓本面世。众多方家认定，曾经明代王孟扬、清代成亲王收藏，民国时期为吴湖帆收藏的“四欧堂本”，系唐刻原石拓本，此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此外，清末发现于敦煌石室的十二页《化度寺碑》残本，现分别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此碑于唐代天宝十一年为千福寺和尚费全立，岑勋撰文，颜真卿书，史华刻石。碑高二百六十三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碑文三十四行，满行六十六字。颜真卿四十四岁书写此碑，其时书家正值壮年。此碑书法整密匀稳，秀媚多姿，是学颜体字的重要范本之一。

本书据宋拓本放大印刷出版。此宋拓本曾经清代名人王虚舟题额，由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姚鼐等人题跋，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元代至元三十年，苏州玄妙观之三门重新修缮。吴兴文人陵阳先生为其撰写“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一文。大德年间，年届半百的赵孟俯以大字楷书写下“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之碑文。这件墨迹纵三十五点八厘米，横二百八十三点八厘米，计六十七行，五百五十余字，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明代书家陈继儒盛赞此作“精彩可照四裔”。

穆帝永和九年（353），五十一岁的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相当于郡太守）。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邀集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聚于风光秀丽的兰亭，作曲水流觞之饮。当时要求与会者每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之后，王羲之将诸人诗作一一记录，并作序一篇，记述其事并抒写内心感触。此序即《〈兰亭集〉序》。

《兰亭序》一出，古今独步。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有人临其笔意，有人摹其字形，自此之后，中国书坛无不在“书圣”的影响之下。

正如现代书法名家潘伯鹰所言：“自从王羲之精于隶法独成新派之后，中国书法的传统已与他分不开了。唐太宗时最大的书家虞欧褚薛无不从王氏得法。自颜柳以至宋四家，也全是以王氏为指归。自赵孟頫以至董其昌更是明白地有志承继王氏。即使清朝以来，书法衰歇，但凡是学书者也无不拱王氏为北辰。”

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爱不释手，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临摹《兰亭序》，赏赐给亲贵近臣。其中欧阳询临写的《兰亭序》上石，被后人称为“定武本兰亭序”。此刻浑朴敦厚，为诸多“兰亭序”刻本之冠。

此外，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神龙本“兰亭序”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名为黄绢本褚遂良临“兰亭序”，亦为众多读者所喜爱。

宋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五年三月，苏轼四十七岁时书写了自作的《黄州寒食二首》诗章。此书十七行，百余字，是书家大字行书之代表作。此作笔墨丰润，筋骨内含，字迹前小后大，笔势奔放不羁，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美誉。诚如方家所评：书家在信笔挥洒中，成功地将诗中沉痛悲凉的心境，通过线条形式，化为书法艺术的境界。这卷纸本墨迹纵33.5厘米，横118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值得一书的是，黄庭坚在此帖后书写大字跋文，与苏轼墨迹相映成辉，可谓中国书法史上杰作中的杰作。

赵孟頫多次书写《洛神赋》，其中以藏于天津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两件最有影响。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洛神赋》，书于元代大德四年（1300），时年书家四十有七。此卷系书家为友人盛逸民书，有方家评其“典雅俊美，严谨沉稳，润厚飘逸”。元代书画家倪瓒在卷后题跋中有言：“此卷行书洛神赋圆活遒媚，有褚河南笔意。”全卷纵二十九点五厘米，横一百九十二点六厘米。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洛神赋》，无书写年月。明代著名书家王铎在卷后题跋中评说：“此卷审观数日，鸾飞蛟舞，得二王神机者，文敏一人耳”，可见其对此书评价之高。这一书卷纵三十点二厘米，横三百厘米。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山东曲阜孔庙里刻立一块石碑。碑上记载鲁相乙瑛请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的公牍。此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又称“百石卒史碑”，简称“乙瑛碑”。据记载，此碑高七尺八寸五分，宽三尺七寸，共十八行，满行四十字。后人将“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誉为孔庙著名三碑。“乙瑛碑”书风颇谨严，富素朴之趣，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也是后人学习隶书最佳范本之一。

《史晨碑》又称《史晨前后碑》，原石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高二百三十一厘米，宽一百一十二厘米。

其碑文刻于一石正反两面，故有“前后碑”之称。前碑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此碑与《乙瑛碑》《礼器碑》并称为“孔庙三碑”，约立于东汉建宁三年。明代郭宗昌《金石史》中评介此碑：“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楷模，亦非后世可及。”清代万经《分隶偶存》评说此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敕’之右。”清代杨守敬《平碑记》有言：“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礼器碑”，又名“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略称“韩敕碑”。内容为赞扬韩敕修饰孔庙和制作礼器之事。此碑于东汉永寿二年（157）刻立，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内。其隶书四面环刻，碑正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三列，每列十七行；左侧三列，每列四行；右侧四列，每列四行。全碑书法细劲雄健，端庄典雅，且有厚重流丽之美。

清代王澍评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杨守敬《平碑记》云：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