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任蒙的散文《清晨，叩谢天一阁》
石华鹏
如果把文化散文的写作比喻成一片树林的话，那么任蒙的文化散文是一棵怎样的树呢？
我以为，任蒙的文化散文是这片树林里一棵枝繁叶茂、粗壮苍劲的大树，这棵大树不但长出了自己的小天地，而且为这片林子增添了大片绿意和生机，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这棵大树虽然没有余秋雨那股独木成林的气魄和影响力，但它深耕细掘、深藏若虚地显示出自己独到的苍劲之力。
阅读任蒙的文化散文，给我最深的感受是：有力度——锐利的思考力度和富有感染力的叙述力度。文化散文的气质有多条路子，有的悲情凄凉，有的文气婉约，有的激情豪放，有的苍劲有力，等等。任蒙文化散文给我的印象是苍劲有力，这力度是作者在对一“大”一“小”的恰当处理中显露出来的。
所谓一“大”，即题材和内容上的“大”。任蒙的文化散文是地道的“大”文化散文或者说文化“大”散文。他的脚步到过无数地方，但他的笔总落在那些历史文化蕴藉丰厚的文化大人物或者文化大事件上——王昭君、赤壁古战场、明祖陵、曲阜孔庙、荆州古城、长城、乔家大院、天一阁、黄庭坚、李白，等等。这些与古代文化、文人有关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可谓声名响当当，引人思悠悠。尤其对文人，这些内容有着磁铁般的吸引，那么驱使任蒙写下这些文字，我想应该是缘于一个文化学者的“历史文化情结”，任蒙先生对历史文化情有独钟，研读也颇深，他在长期的阅读、思考和行走中，一直在寻找一个文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价值，要找到答案，当然要到“大”文化、“大”历史中去寻找，于是这些留下古代文化、古代文人脚印的地方，也成为今天的文人任蒙的首选。
他不远千里，不顾舟车劳顿，奔赴各地，在外人看来无非一座孤坟、几棵衰草的地方，他却如获至宝，踟蹰其间，久久不愿离去。他时而沉默不语，夕阳和劲风把他塑成一尊苍凉的雕像；时而询问不停，如好奇的孩子进到了自己的乐园。无论沉默还是询问，我相信，身处某个文化现场的任蒙先生一定在个体与群类、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了某种文化精神的应答，这些文字便是这种文化精神应答的体现。
这一点与余秋雨很相似。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写的也是这样一些地方，余秋雨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尽管任蒙和余秋雨——包括很多文人——不约而同把脚印和笔触都落在了这些“大”的“人文山水”上，但任蒙和余秋雨的立足点和思考点是不同的。如果说余秋雨让那些沉睡的“大”文化事件和“大”文化人物重新醒来、以传奇和忧患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的话，那么任蒙为这些“大”文化事件和“大”文化人物提供了不一样的审视视角和思考角度、让它们变得更加丰富和丰满起来。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位都写过天一阁，但呈现出来的感受和观点是不一样的。写天一阁，余秋雨的重心在于写天一阁和它的创办者的传奇故事，任蒙的重心在于分析守护天一阁的范家子孙的心态，任蒙得出的结论是：“天一阁对民族而言，是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对范氏家族而言，却是他们背负了数百年的一座沉重大山。”这样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可以说，余和任的两篇很长的文字，互为补充，把天一阁写得丰富多样起来。
所谓一“小”，即指小我、自我在“大”文化中的思考和表达。文化散文选择题材和内容上的“大”，固然对任何一位有思古之幽情的文人都是一种吸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足够言说的空间，但真正要把文化散文写出味道和魅力，还在于是否处理好了那个“小”我。如果“小”我被“大”文化淹没，文字则会变成故事演绎和知识展示；如果“小”我主宰了“大”文化，文字则会变成枯燥的说理；只有将“小”我与“大”文化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文字才会变得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才会成为上佳的文化散文。
对于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文化的关系，任蒙有自己的见解和体会，他把握两点：一是写自己，无论面对多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都不可迷失自己，写自己的内心，写自己的思考；二是怀敬畏之心，敬畏是因为理解，敬畏也是因为他处遇知音，是精神层面的沟通和共鸣。任蒙说：“这（文化散文）里面还有一个比这种‘技术层面’的要求要严格得多的问题，那就是作者是不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所思所感，写自己的心灵。”他还说：“我始终对民族的历史文化怀有敬畏之心。因而，我所写过的每一处文化遗迹，都有那种来自遥远的力量，并且都曾征服过我。”
写自己和怀敬畏心，可谓是打开文化散文写作大门的两把钥匙，有了这两把钥匙，其实也就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小”我与“大”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散文也就算是“中上品”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