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熹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巨人。
他悠游于山水之间隐居沉思，苦苦经营、构建自己的理学大厦，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无人能出其右；其著述之多，门类之广，不仅在古代学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后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他的著作主要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鉴纲目》等70多部，460多卷。朱子理学为传统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得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日渐占居上风，由衰疲的低谷回复到原先的主宰地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朱子学的创新，他那严谨的逻辑、深刻的理论及对认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及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朱熹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类推思维，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以道义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及“中为贵”、“和为贵”的原则标准，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他排除宗教神学倡导人文精神，控制感情注重理性自觉，强调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去私欲重责任，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也是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他授徒讲学，足迹遍及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浙江等地，特别是留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的坚毅身影与自信声音，仿佛穿越了漫漫时空，影响至今。无论外出讲学，还是为官从政；也不论走出多远，时间多久，朱熹最后总得归返武夷山，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大本营”。陶醉在绵延起伏的青山与碧波荡漾的绿水间，朱熹可以忘却一切荣辱，可以在沉思冥想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可以回归本真达到圆融无碍的天人合一，可以尽情地发挥、宣讲、传授自己的心得学说，通过无数弟子的传播将日渐完善的朱子学说如种子般撒向中华大地……
在武夷山灵动的山水间，我见到了一个自然率性的朱熹。
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实乃名不虚传。先于朱熹的闽北理学家在此点燃了薪火，经由朱熹的发展、完善，构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完整体系。为使学说发扬光大，朱熹广收门徒，聚众授课，他在闽北的讲学基地主要有三处，按所建顺序，分别为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及建阳考亭。那些冲着真理而来的八方学子，有姓名可考者511人，著作问世者68人，仅武夷精舍培养的著名学者就有43人。正是这些门生的努力，使得朱子学传遍福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闽学，然后又由一门地域性学说上升为具有广泛性的显学，超越于其他所有学说之上，主宰中国思想、学术地位长达700多年之久。
朱熹的教育是成功的，他的人格魅力、精深学说得到了广大学子发自内心的尊崇与信奉。他一生创办书院27所，门生数千人。朱熹死时，理学仍被朝廷视为“伪学”遭到禁绝，作为“伪学魁首”的他，在世俗社会特别是势利者眼中，是一位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然而，他的死却深深地牵动了遍及四面八方的学徒门生，他们决定聚集在信上之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葬。当权者获悉，采取种种手段严加防范。尽管如此，朱熹下葬于建阳县九峰山大林谷时，仍有近千人前来奔丧祭奠，《宋元学案补遗》则说“会葬者六千人”。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的一个更为偏远的山谷之地，又有统治当局的禁绝与防范，一下子涌出近千人或六千多人，该是一种怎样的声势与威力呵！
相比之下，作为朝廷官员的朱熹，则基本上是失败的。
关于朱熹从政，据今人高令印考证，“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三年，知南康军二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二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累计方逾七年。”也有资料说他“仕于外者”不是七年，而是九年。当我核对有关资料后，发现这两年的误差出在同安主簿之任上，有写三年，也有说任期五年的。不论从政的累计时间是九年还是七年，与他长达近50年的从学经历相比较，显然是短而又短了。朱熹做学问给我的印象，大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潇洒，哪怕与论敌辩争，也表现出一定的风度与大度，并且最后获胜的总会是他。然而，他在为官从政时，则屡屡受挫。一旦遭受挫折，朱熹总是回到山青水秀的武夷山舔舐伤口，在学问中找回迷失的自我，找回“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信。
朱熹18岁贡于乡，19岁中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秋天赴同安县担任主簿时还只有23岁。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朝廷决心予以整顿，于是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所谓正经界，就是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同安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推行经界却在汀漳泉三州遭到了豪右势力的强烈反对。朱熹以区区同安主簿之职，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多少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正经界运动的由盛而衰、纷纷“中辍”，朱熹欲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不得不以落空或者说失败而告终。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一败涂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古代真正文人从政不得不面临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推行经界不成，朱熹亲眼目睹百姓苦难，上书减免赋税，也得不到上司的半点反应。又将精力转向整顿吏治，结果更是触动了不少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明里暗里的掣肘与反对。历经五年（一说三年）宦海沉浮，面对江河日下的南宋封建衰世，朱熹不得不仰天长叹，自甘退避深山。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重拾理学，以更加饱满的激情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然而，当朱熹将自己设计的一整套理想方案付诸实践与实施时，我们发现，此时的朱熹，不禁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哀之中。
书斋里的设计，大脑中的想象，推导出的理论，不论它们多么理想多么完美，总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旦施行，也许会沿着理论家、学问家、设计家的相反方向运行。
朱熹由天理推导人伦，以伦理推导一切，强化宗法伦理道德：“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认为三纲五常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永恒性与普遍性，将其提高到形而上本体的天理高度，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最高准则。
我从不怀疑朱熹那崇高的道学人格，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与豪迈情怀下，为“穷理”而奋斗终生。只要一有机会，朱熹就会将他由天理而推导出的一套理论抛向社会：在近百封奏札里，他运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评议朝廷得失：在为官从政的日子里，也是念念不忘将其付诸实践。而换回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却适得其反。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还兼有“学事”一职。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当主簿工作受挫后，朱熹将主要精力几乎全部花在了县学教育上。那时的他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他行使学事职权，修建尊经阁，藏书900多卷；在大成殿后建教思堂，向县民士子灌输封建伦理纲常。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同安县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口号。古代的同安县包括如今的厦门市区、厦门同安区、翔安区、龙海角尾及台湾金门县，就连当年孤悬海中的金门荒岛，朱熹也渡海登岛采风，“以礼导民”，建燕南书院，开创了金门岛“家弦户诵”文明之风。朱熹当年在同安题写的“同民安”匾额，“安乐村”题刻，“寒竹风松”、“战龙松”石刻，“灵源”、“太华岩”墨迹等，至今留存；一些关于朱熹的故事、传说及体现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朱文公谶”，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朱熹的形象，仍受到当地民众的景仰。
朱熹在被誉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同安所进行的坚毅努力，一方面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 的气象，南宋时同安出进士23人，明代又有文武进士106人；另一方面，同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以朱熹理学为支撑的结果，也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出现，朱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广大百姓，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受“朱子家礼”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据有关学者考证，闽南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同安县在明、清两代的节妇多达1150多人，而这仅仅是载入《同安县志》的数字，没有进入县志视野的实际人数肯定更多。“理学杀人”，并非虚言。
37后，年愈六旬、思想成熟的朱熹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闽南，出任漳州知事。他采取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等措施在漳州地区开展全面变革，以图“振民革弊”。一年任期内，朱熹只在整顿学校、吏治与民风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他创建紫阳书院，出版《四书集注》，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理学也在闽南迅速传播，并扎下根来。正因创办推行教化的紫阳书院，此后才在漳州、同安有了朱熹“紫阳过化”之说。
自朱熹在同安、漳州“过化”之后，属闽南文化圈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理学形成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思潮，大兴孔庙，尊孔读经，以朱熹理学为社会、人生准则，严重束缚了当地民众的生命活力与创造能量。生于泉州的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就因为受不了理学之风的压抑与摧残，不得不远走他乡，隐居湖北红安、麻城。叶落归根，是广大民众无法化解的一种内在情结，而年迈的李贽正好相反，只要一提回乡，他的心头就会生出无限反感乃至仇恨，矛头直指故乡盛行的僵化儒教与吃人理学。
在研究福建地域文化时我发现，鸦片战争后，同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作为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其中两个口岸，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福州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伟人、巨人与名人，而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厦门却严重缺席，一个也没有。究其根源，应该说与朱熹不无关联，正是他在闽南地区如火如荼推行的封建理学，长期以来似一道无形的枷锁，压抑了当地民众的锋芒与激情，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禁锢了他们的创造与活力。
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前往江西星子县，“知南康军”。除忙于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等政事外，仍旧不忘宣扬“道学”并付诸实践。他要求当地士民、乡邻、父老集会，教诫子弟修孝悌、行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他让他们推择子弟，进入他在唐代文人李渤的隐居之地复建的白鹿洞书院读经学习；他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赫然列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
绍熙五年（1193年）五月，朱熹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时间虽只两个月，不仅以镇压与诱降相结合的方式平定了当地的农民起义，还干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件直接杀人事件。这本是一桩可以免却的“差事”，因朱熹人为的干预介入，也就显得格外血腥残酷。这年七月，光宗禅位，宁宗继任，朱熹得到丞相赵汝愚密报，新皇准备召他进京担任侍讲。新皇登基，一般都要大赦天下罪犯。于是，朱熹抢在大赦令颁布之前，从狱中提出18名重犯“立斩之”。朱熹在下达立斩令时，肯定是一副怒不可遏、咬牙切齿的样子，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因为这些罪犯都是有悖他心中理学原则的“大恶之人”。由此，不禁想到了孔子因政见不同诛杀少正卯之事，哪怕数一数二的大儒，面对异己，骨子里也是一副不能相容的残忍。统治者定儒学于一尊，利用儒教压制诸子百家，束缚广大民众，不过是儒家精义的部分扩展与发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