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略地叙述了朱熹的人生经历及学说的形成过程，现在该说说他所创立的理学内涵了。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因此，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衍化、主要内涵，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梳理与概述。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固步自封，日益僵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理学家们的努力，就是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挽回伦常扫地的衰颓世风。如果说道教是回应佛教，并以佛教作为参照模拟系统而创立的一种本土宗教，那么理学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收某些佛教思想而对传统儒学所进行的一种改造。
通过朱熹的求学经历，可知早在他建立庞大而严谨的朱子学体系之前，理学就已形成并广为传播。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正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罕见的专讲哲理的著述，张载以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存在进行了系统论的探索。后起的二程，也就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
二程为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原一带。而朱熹诞生时，理学已在福建，特别是闽北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主要归功于一批过渡性人物的传播与弘扬，后人常常提及的闽学先驱主要有三人——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延平人李侗，因他们的出生地皆属当时的福建南剑州，也就有了“南剑三先生”之称。三人中最早携理学入闽的开创性人物为杨时，据说他在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成辞归，老师出门相送，不由得说道：“吾道南矣。”程颢说出这么一句带有预言性且常被引用的话来，说明他的确具有哲人睿智的穿透性目光。中原长期都是专制正统控制最严、浸染最深的地盘，理学一时难以立足，而福建在唐以前还属化外之地，进入宋代，福建士子虽在多次科举考试中有着出色表现，但就整体而言，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与中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程颢对自己创立的学问经由弟子在福建的传播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与此同时，金兵日益紧逼，北宋积贫积弱，中原眼看就要沦为敌土，文明的重心将发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移，那时的福建，传统文明与新的学说融汇一体，可以预见的是，将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滚滚洪流。
作为程颢的得意门生，杨时回到故乡闽北，到他83岁高龄辞世之时，长期收徒讲学，门生达千余之众，被后世誉为闽学鼻祖，罗从彦、朱松、刘勉之、李侗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正是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以恢弘的气势、超拔的气概、包容的大度，构建了朱子学说，丰富、完善、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建理学，即闽学。其实，与朱熹闽学多次论辩的陆九渊心学、张栻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都属理学流派，只是不同的分支罢了。
朱熹闽学不仅继承了二程洛学，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也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集诸儒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被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具体而言，朱熹的闽学，以传统儒学的伦理为本位，有效地吸收佛、道文化优长，去除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不相吻合的宗教成分，将儒学道统体系化、儒家思想哲理化、儒家经学义理化、儒家学说大众化，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家理论思想体系。
在此，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朱熹剔除佛道中的宗教成分，并不是真正地废除宗教。他反对宗教中的形式与仪式，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却吸收了佛教与道教中的禁欲主义与虔诚精神，将社会宗教化，建立起一种以理学为核心标准的准宗教或新宗教。
若论早期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周敦颐的是“太极”，张载的名“太虚”，程颢、程颐的称“理”，又叫“天理”。作为二程洛学的四传弟子，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则直接借用了他们的理，他将理又名为道、太极、天理；理之下，便是阴阳，也称气；由于气的不断运动变化，所以形成了人间生生不息、丰富多采而又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由理下推为气——万物，上推则为万物——气——理，由此构成了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模式。他认为理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是万物的本原与法则，是先在的超感觉、超时空的绝对，是伦理道德的准则，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洁净广阔的世界，理借气而存在，因万物而展开。
为使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在整体上达到贯通圆融的效果，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理之流行”、“太极动静”、“道之流通”等理论与命题，其中的“理一分殊”实为朱子学说之骨架。
朱熹曾对“理一分殊”阐释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现实存在的分殊现象，就是理，就是本质。万物的存在就是现象，现象本身就是理，理是一切现象的总和，正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对此，朱熹进一步解释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用之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若用现代哲学观点对“理一分殊”进行解释，那就是理是人的意识，自我意识渗透于存在之中，存在的现象是多维多层的，理也只有在这林林总总的存在现象中得以体现。
有了“理一分殊”，自自然然就引出了朱熹的方法论——“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万物无不折射天理，通过对物质的剖析、理解，即可获得渊博的知识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格物是物物上穷其理，知致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的说，致知是全体说。”然后，再过渡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朱熹学说博大而精深，除独特的哲学思想外，还有政治学、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经济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自然科学思想、美学观、历史观，等等等等。这些学说、思想、观点全部围绕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展开，比如具有理的性为“天命之性”，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也即理与气的关系，构成了朱熹的心性论；理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是具有“物欲”的“人心”，由此形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属王道政治，此后则“人欲横行”，谓霸道政治，王霸之辩构成了朱熹的历史观……
只要我们理解朱子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上升、超拔为本体的高度以重建人的哲学，理解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理一分殊”的核心骨架，“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于朱熹理学就可勾勒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窥一斑而见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