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不断求索，大胆怀疑，快意恩仇，诚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封建统治者以孔子的儒学为正统，其余皆为旁门左道，他们只希望天地间存在一个头脑、一种声音，更希望满天下都是愚民，容不得半点其他主张与学说。而李贽作为封建社会难得的“千古绝唱”，偏偏什么也不信，为了科举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却不信孔孟朱熹之说；出家当和尚，却不信佛教；对老庄学说素有研究，却不信神仙道教……不盲从，不迷狂，永远保持清颗的头脑，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保持本真个体及与生俱来应有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人格。也正因为如此，李贽被封建统治者、卫道士视为异端，无论哪里都容不下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曾经对李贽这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难以理解，在一个长夜漫漫、举世萎靡、万马齐喑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李贽桀骜不驯、奋力抗争的内在动力源于何处？
当我移居厦门，感受着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闽南文化氛围时，才多少找到了一点答案。当然，这只是多解中的一解。
闽南人由中原移民而来，或避战乱，或不堪统治当局的压迫，他们不畏艰险、攀山越岭、不断南迁，来到了当时的化外之地，与中原中心相对的边缘之边缘——福建的最南端。长期的边缘生存形成了闽南人内在而强烈的个性特征——反叛，另类，与中心、正统悖逆，充满野性与活力，敢说敢干，敢拼敢闯，不畏强权，不甘压迫，奋勇抗争……当然，也不排除有时有点胡闹的味道，你说东我偏偏要说西，你说黑我就是要说白，喜欢对着干。
李贽是一个典型的闽南人，他在闽南生活了29年才离开泉州，身上的闽南文化特征相当突出。然而，闽南人在本地生活，融于同样的文化圈中，这种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一旦他们走出闽南，走出福建，就格外突出而彰显了。外出的闽南人大多经商、从政，当李贽将闽南人的个性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便射出了一股奇异而夺目的光芒。
正因为李贽的反叛、不屈与受罪，才成就了今日我们所知道的李贽。与李贽同代之人，不论敌友，也多因为他而进入后人的视野。一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也因为李贽的存在而透出些许亮光、暖意与色彩，才不至于让我们感到过于沉闷、失望与悲观。
李贽虽死，却成为中国启蒙思潮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不胫而走，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人，还传至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等人的推崇与喜爱，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有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与启发。
如果我们将李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当会发现，李贽的学说有两个特征，一是惊世骇俗，二是进步卓越，其识见远远超出前人与他人。
如果将他放在整个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哲人、学人进行比较，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当时的西方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驱人物，如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文学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科学家伽里略、布鲁诺、哈维，等等等等，他们都称得上一代历史巨人。由他们所支撑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新与突破，开启了近代文明的先河。而明王朝正陶醉在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迷狂中固步自封，从皇帝到大臣，皆视外族为未开化的蛮族，视其他各国为蛮夷小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为天主教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如历法、算术、世界地理知识等。李贽曾与利玛窦有过三次会面，为他题扇、赠诗，双方都非常看重彼此间的交往，并撰文记述。置身封闭环境中自我探索的李贽，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他不知道地理大发现，不知道地球仪上的经度、纬度、赤道、五带，不知道自鸣钟之类产品的科学原理……在好奇与询问中，李贽多少有些了解，终归难以穷究。以李贽为当朝知识分子中最为卓异者、清醒者也只能如此，遑论他人?!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落伍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李贽虽然不知当时的明朝已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已隐约感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孔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因此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真知实学的勇气与决心。
关于李贽身份的定位，我更倾向于称他为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中国古代缺少具有西方本真意义的那种抽象而思辨的哲学，李贽的哲学思想主要在随机论辩中形成，谈不上严格的思想体系，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构建西方如黑格尔那样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哲学系统。在此，我并非以西方的哲学观念、哲学形态来衡量、规范中国传统哲学，但只要我们客观公正一些，就会觉得支撑哲学的，不是感性，不是零碎的体悟，也不是散漫的语录对话，而且是抽象思维、逻辑推理、严密体系。哪怕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熹，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有着一定逻辑思辨作支撑的理学思想体系，但只要与西方哲学稍作相较，就可见出那无法克服的漏洞与缺憾。民族思维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思维范畴与模式之中。当中西文化真正交流、交融之时，也是我们对民族新思维，对新型的中国哲学抱有绝大的期望之时。
不论是作为哲学家的李贽，还是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在他的身后，我都读到了一种悲哀。“自古圣贤皆寂寞”，李贽故居的破败、隐居之地的荒凉似乎又一次验证了这一千古名言。当然，如果将李贽换换身份，如果他是一位轰轰烈烈的政治家、军事家，可又另当别论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哲学、逻辑、抽象、理论、思想之类的东西本来就较为缺乏与淡漠，谁要李贽又是一位具有异端色彩、特立独行的哲学家、思想家呢?
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有所创造，要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非得有一流的、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先导不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李贽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值得欣慰的是，李贽的身后“待遇”正在逐步重视与改善。
2002年9月，全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在麻城召开了李贽逝世400周年暨“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麻城市文联主席熊明修兄为我寄来了编印资料《李贽其人》、《李贽与龙潭》两书。从书中得知，麻城市政府决定保存李贽隐居地旧址，另添新制，重建钓鱼台。
泉州之行结束时，芳本兄赠我一册《李贽与南安》，据书中所记，李贽的祖籍之地南安市为纪念这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乡人，重修了李贽纪念祠与李氏家庙。
飘泊他乡的游子，庶几可以魂归故里，安享死后的恬静与福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