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贽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5年的事了，我在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任副所长，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所写全为湖北历代文化名人，丛书共十本，有一本是介绍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要数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为“公安派”。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派”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在翻阅、研究袁氏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的存世文集及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他们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受到了同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启发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贽独树一帜的“童心说”，也就不会有“公安三袁”“性灵说”的问世，更不会有300多年后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重提公安派，大力倡导“性灵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有力的推动作用了。
由此可见，李贽是一个何等了得的人物！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日生于福建泉州城南门万寿路123号，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北京狱中自刎，终年76岁。李贽死后，毁誉有之，被后世称为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反封建斗士，自由主义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呼喊者与先行者，一代狂狷，儒教的叛逆者，中国第一思想犯，被诅咒的哲学家……
而我当时对李贽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的大名及简略事迹而已。于是，袁宏道的传记刚一完稿，我便追根溯源、“爱屋及乌”地将兴趣转到了李贽身上。近些年来，我不仅搜购了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初潭记》、《李卓吾先生批点道余录》等主要著作，还积累了一批相关的传记及古今中外研究资料。在研读中，李贽的哲学思想使我产生共鸣，坎坷身世让我慨叹不已，特立独行及刚毅不屈的独特个性令我感佩万分……不知不觉间，我仿佛穿越了400年的漫漫时空，沉浸在李贽的时代氛围与个人沉浮之中，在理性分析与感性相融的互动中，一个清晰可见的活脱脱的李贽渐渐出现在我的脑海与眼前。
是的，对这些年与我相伴相随的李贽，得给一点什么样的“说法”才是了。
其实，关于李贽，我一直在行动着。这行动包括不断地阅读，不停地思索，反复地构思，还有两次别致的造访—— 一次前往湖北麻城探寻他的隐居之地，另一次拜访他在福建泉州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