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每次都从苏州太仓刘家港出发，而在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休整、伺风开洋。也就是说，长乐太平港是郑和的驻泊基地，也是船队驶离中国的最后一站及计程起点。当郑和从长乐太平港启锚，也就离开了中国领土，浩浩荡荡的船队向着遥远的天际，纵横在蔚蓝辽阔的大海，直达西洋诸国。
从理论而言，郑和下西洋的出发点是太仓刘家港，但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出发地，应为福建长乐太平港。
郑和舟师七次驻泊长乐，多则近十月，最少也要停留两三个月，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修造船舶，带动了长乐的造船技术；补充给养，促进了这里的经济；祭祀海神，推动了民间宗教的发展；招聘船员、训练水手，使得长乐县成为“海员之乡”，那些跟随郑和左右的长乐水手，屡建奇功，不少成为优秀的将士；两万多军士驻扎，形成一条“人物辏集如市”的“十洋街”，刺激了长乐的商业贸易；各色人等汇聚一地，种种俗言俚语、方言语汇及不同的服饰习俗、生活习惯相互交流影响，丰富了长乐的语言文化、服装文化、饮食文化及民俗文化。此外，郑和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新建或重建了天妃行宫、三清宝殿、三峰塔寺、云门寺、太监楼、天妃宫大井石栏，修葺了朱子祠、文昌阁、龙峰岩读书处，铸造了三清宝殿铜钟……
不论历史、世人如何对待郑和，热闹也好，冷寂也罢，长乐人都一如既往地接纳郑和，赞美郑和，宣传郑和。郑和下西洋所形成的海洋文化，近600年来长久地浸润着当年的驻泊之地，在长乐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郑和在长乐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笔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郑和七次下西洋，长乐潮涌六百年。是的，当我踏上长乐这片土地，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生生不息的涌动。当小车穿过今日长乐喧闹的大街，来到城西南山脚下，仰头望去，一座高高耸立的寺塔立时跃入眼帘。随行的吴世灯先生告诉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峰寺塔！
三峰寺塔是一座足以见证当年下西洋盛举，并与郑和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纪念物，它那映照在夕阳之下的沧桑身姿，依然巍峨雄壮，摄人心魄。
郑和驻泊长乐期间，常登临此塔，或散心休憩，或察看港口形势，或检阅船队阵容。后来，他得知塔为宋徽宗祝寿而建，故名圣寿宝塔，颇为不悦。宋徽宗赵佶为金人所俘，丧身辱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这样误国误民的君王，半点也不值得祝颂。郑和环顾南山绵延起伏之势，发现兰茗、香界、石林三峰并立，便将塔名改为三峰寺。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候风驻泊长乐时，郑和重修寺塔，并在寺额上题写“三峰塔寺”四个大字。18年后，即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又将三峰寺修葺一新。
沿着直达山顶的宽敞石级攀缘，不一会就站在了三峰寺塔前。这是一座与其他古寺风格并无二致的石塔，仿八角楼阁形制，七层八角，塔内为拱顶空心室，有曲尺形石阶通达顶层。然而，三峰寺塔又有着与其他古塔互异的独特之处，那就是第七层开有四个门窗，以便在顶层室内张灯作为航标，供往来航行的海船远眺辨识。于是，三峰寺塔也就兼具航标塔与了望塔这两种功能。
三峰塔下，原为郑和所建南山天妃宫，1490年毁于对郑和下西洋反感无知的长乐知县潘府之手。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南山天妃宫得以修复，改为郑和史迹陈列馆，并将南山辟作郑和公园。
踏进占地面积达3378平方米的郑和史迹陈列馆，我见到了一座别出心裁的郑和雕像。与普通名人雕像不同的是，这是一尊半身塑像，包括基座在内，高不足一米。然而，就是这样一尊矮矮的塑像，却给了我一种少有的震憾。塑像立于室外空旷的院内，没有半点遮盖，一如当年在大洋上昼夜星驰的颠簸，郑和的雕像与大自然的春夏秋冬、风雨雷电融为一体。当然，也有绿树、鲜花在塑像四周环绕，还有温柔的月光、明媚的阳光与和煦的海风浸润沐浴。郑和的半身雕像以坚稳厚实的大地为根基为依托，高昂的头颅透着一股坚毅与自信，深邃的目光仿佛穿过了重重迷雾，越过了无垠的时空。面对塑像，我不仅没有感到它的矮小，反而觉得周遭的一切，也在郑和那高昂的头颅、坚毅的神态与穿透性目光的烛照下，变得熠熠生辉。
郑和立足于大地，却献身于海洋，他的身子永远面向大海，目光是那样地义无反顾。是的，只有辽阔无垠的海洋，才是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作为一名太监，无论官职多高，本领多强，在世人眼中，也会藏着一丝鄙夷与不屑。俘虏与太监的双重身份，自儿时起，就如影随形地伴随在他左右。难能可贵的是，屈辱身份不仅没有击垮郑和，不仅没有带来畸型与变态，反而激发他建功立业的志向，以补偿命运的不公。在郑和身上，我们真的半点也没有感到太监的委琐、阴暗与狭隘，正如他那英俊魁梧的外表，郑和的内心，也算得上一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一名真正的英雄。然而，不论郑和如何坦荡赤诚、聪明果敢，可太监身份总会不依不饶地将他纠缠，他不得不时时听命受制于人。只有在浩翰的大海，他才是至高无尚的统帅，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太监身份，才能获得少有的自由与洒脱，发挥他的智慧与才华。
我们虽然无法知道郑和的个性特征及真实心态，但从他一生的阅历与行止来看，可知他是一个多重的矛盾复合统一体。郑和受过阉割不是一名正常的男人，但外表的高大伟岸遮掩了内里的生理缺陷；他受命于皇帝不得不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在海上却是至高无尚的唯一统帅；他一生信奉伊斯兰教，同时也是一个佛家徒，并对道教神祇妈祖顶礼膜拜；他有着昂然的头颅与自信的目光，但在皇帝、天神、大海、风暴面前，却时时感受渺小、无奈与惶惑；他对航海活动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可是，却在皇帝的授命下盲目追求政治效益，将大量的银钱掷诸海洋，置经济利益于不顾；他向往大海，远航西洋诸国，死后也葬身大海，而心灵却无法真正皈依海洋，不得不在陆地留下一个衣冠冢；他受儒家思想及皇权阴影的束缚，不论航行多远，也无法摆脱内陆帝国封闭而偏执的专制体系；他的航海事业广为传颂，可不得不同时承受诸多非难诋毁……
后人眼里，郑和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人，他代表着七下西洋的浩荡船队及无数士兵水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是中外学者研究、剖析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海洋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我们发现，郑和所代表的中国大航海活动，一如他本人，也充满着种种悖论：在海禁的背景下，郑和将中国古代的航海运动推向峰巅；峰巅过后，便是无可挽回的航海低谷；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流，却少有一流的航海家，且效益极为低下；西方航海民族远涉海洋的内在驱动力，第一要素是经济与市场，郑和下西洋却正好相反，船队欲扬大明王朝之威于海外，以巨大的经济损失换来“万国来朝”的虚幻满足；明王朝经略海洋，并不真正重视海洋，而是将海洋视为比“化外之地”还要等而下之的水域；郑和1433年于返航途中客逝古里，65年后，达·伽马远洋探险也抵达这里，于是，印度古里成为中西角色转换的一个见证与标志，中国封建王朝从此疏离海洋，放弃海权，走向衰落，西方世界则由此敞开胸怀，通过麦哲伦的环球大航海将世界联为一体，逐步走向兴旺、繁盛与强大……
其实，郑和及所代表的航海活动所表现出的种种悖论，实则透着中华帝国根深蒂固的黄土文明的种种内在特性。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是两种有着不同区别的文明形态，大海的波涛潮汐、神秘莫测、危机四伏、航行流动、航线变化、开拓进取与田土的固定不变、耕种的周期循环、收获的相对稳靠、生活的循规蹈矩；大海的广阔空间、开放胸怀与一亩三分田的拘束狭小、封闭意识；水手的勇敢无畏、船队的精诚合作、首领的民主推选、船员的自由组合与农民的内向保守、各自为阵、长者权威、血缘关系、乡土情结……举凡农耕与航海所具有的种种特性，皆形成一种极为鲜明的对比与反差。正是这种种互异，构成了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区别的具体内容及本质特征，也形成了中国与西方海洋国家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在此我们不妨引述一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大海与人类关系的描述，也许会加强读者对海洋文明的认识：“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地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
海洋文明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海洋文明史，海洋文化实质上就是世界文化，海洋强国也是世界强国。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如果着眼点仅仅局限在陆地领域而忽视辽阔的海洋，必将由强而衰饱受蹂躏。
中国是位于东亚的大陆国家，也是濒临太平洋的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中自然也有海洋文化的因子，但那只是一种从属，一个微不足道的构成部分。中国的海洋文明，就本质而言只能是近海文化与海洋农业文化。我们看待海洋，自古至今，只是从陆地的角度出发，在黄土文明及农业文明的框架中兜圈子。以陆地为中心的视野束缚了一切，使得中华民族似乎患上了一种“海洋恐惧症”，无法真正迈向海洋。即以中国航海运动达至峰巅的郑和下西洋来说，说到底仍是黄土文明、农业文明的一种延伸，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郑和下西洋拉开了世界航海史的序幕，却将海洋空间与发展机会拱手让给了西方海洋民族。于是，海洋贸易、海军无可更移地成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宠儿。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却不是一个海洋强国。只有当我们变换角度，转换视野，从海洋的角度看海洋，从大海的视角看陆地，变重陆轻海为海陆并重，海权意识与陆权思想兼备，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海洋文明的层面与蓝色文明的范畴。比如对国土的认识，就不能局限于960万平方公里，必须算上拥有主权及管辖权的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6500多个岛屿等多达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陆地面积加上海洋国土，1260万平方公里，才是中国国土的实际面积。
禁海几亡，开海当盛；背海而衰，向海则兴。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已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并形成了如下国际共识：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发展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海洋正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将眺望的目光越过大陆，投向占地球三分之二的蓝色海洋，就会发现，分割海洋、重定版图，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大热点。1996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随着该条约的生效，海洋地缘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全球海洋面积已有30%划归世界各国管辖海域。海洋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拥有的丰富资源，使得海中小岛成为各国纷纷抢夺的目标，或登岛调查公布数据，或设主权标志，或建军事基地，或输入人口。昔日的岛屿之争，是主权之争与军事要地之争，今日已演变为资源之争、经济之争与战略要地之争。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殖民及掠夺的野心，但自己的“地盘”，却容不得他人染指。而应属中国管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却有一半被周边八个国家单方面划为己有，成为“争议区”，相当于我国陆地争议面积的九倍。特别是日本在钓鱼岛及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海洋意识半点不可忽略！
郑和史迹陈列馆内，珍藏着郑和当年刻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作为镇馆之宝，石碑存放在一个特制的玻璃橱柜内。石碑高大、古朴而厚实，这是至今唯一留存的叙述当年远航盛举的见证之物，碑文虽只1177字，却留下了郑和下西洋船队行踪的详细记载：“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读着这段气势恢弘的描叙，郑和当年经营南洋诸国的情景，不由得生动而真切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人类来自海洋，只有当我们纵横海洋之时，才能见到原始而率真的本性，才能显出应有的阳刚与智慧，才能进入昂扬与饱满的状态，才能获得应有的虔诚与敬畏，才能得到真正而全面的发展……
今天，该是我们重返海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