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腕长叹之余，对中法马江之战，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失败的根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被人一再提及的原因，就是中、法双方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法舰配备有鱼雷、机关炮、机关枪，而中方则全无。有人对两支舰队的技术指标、系数进行过一番统计与比较后，得出福建海军的技术装备要比法国舰队落后二三十年的结论。
然而，当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居世界第九位，被称为远东强大舰队之一的北洋海军遭遇势力相当的日本海军时，又一次重演了彻底覆没，却连一艘日舰也未击沉的悲惨命运时，如果再以技术差距作结，恐怕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军运”与“国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运”衰败如夕阳残照，“军运”何以兴旺如日中天？通过海军的作战能力，可以衡量、测试出一个国家在政府效率、战略思想、经济实力、人才素质、国家体制乃至国民内在精神等诸多方面的实际水平。而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只有新的制度，才能根除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暮气、惰性及老昏病，彻底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
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师夷长技”，军火、轮船、机器全都引进来了，洋务运动也办了几十年，可就是达不到“制夷”的效果。列强仍从海上掩杀而来，就连昔日的学生日本也欺负到老师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纵观历代国防，从北方陆上杀来的敌人虽然凶猛，汉人也曾两次遭受异族统治，但历次战争中，汉人占据上风者居多，有时甚至远征大漠，控制西北，势力直达中亚一带。特别是汉唐的巍峨气象与猎猎雄风，的确让人回肠荡气不已。可到了近代，面对海疆来袭的侵略者，我们总是一败再败，从未有过一次获胜纪录。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40年至1940年的100年间，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470多次（其中较大规模84次），入侵舰船1860多艘，入侵兵力47万人，迫使清政府签定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50多个。
我们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如果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如果总是陶醉在“天朝”的虚假面子与往昔荣光之中，如果始终摆脱不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就只能蹒跚在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走入历史的死胡同。
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密不可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器物的“皮毛”，只有从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等方面进行“换血”改造，才真正触摸到了现代化建设的精髓。
仍然回到中国的海防建设，决定战争因素的不外乎人与物两个方面，洋枪洋炮洋舰有了，并不等于使用这些武器的将士、拥有这些军队的清朝政府也随之具备了近代化的优秀素质。
探究中国海军在两次海战中遭挫的内在缘由，我们一口气可以列举无数，比如清朝政府从来没有完整的海防理论，从未考虑过海军的充分使用，轻视甚至主动放弃制海权，将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最为可笑的是，清廷1887年在清漪园内筹建昆明湖水操学堂，将用于近代海战的训练，放在一个人口挖造的湖泊之内；而清廷的腐朽更是达到了无法治愈的地步，慈禧太后先是挪垫北洋海军经费，后修建颐和园时，由挪垫发展为挪用，清廷还利用南洋舰队“广甲”号从广东运送“岁贡荔枝”供慈禧太后等人品尝，“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清廷竟以近代化先进武器为运输工具，上演了一出类似一千多年前的杨贵妃新版荔枝故事；朝廷腐化，上行下效，清朝官员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捞油水”的机会，竟敢在制造的炮弹中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据郑观应揭露，“马江海战，我炮中法船，其弹不炸，法人剖而视之，弹中无药，或炼药不净，或掺杂泥沙，以致药力不足，未能命中及远”，中日甲午海战时，击中日舰“松岛”号的炮弹不炸，也是装填大量洋灰的缘故；北洋舰队成军，海军衙门成立，可军令权却归于不谙军事的皇帝与文官（军机大臣）手中，舰队的指挥权也掌握在不谙近代海战的前陆军将领丁汝昌之手；北洋官兵将军舰当作客轮使用，在烟台与旅顺口之间往来行驶，进行定期运送旅客的生意；北洋海军每每虚应敷衍，缺乏实战训练，黄海海战中连接敌的第一个编队变阵都没有排好，抵近敌舰多次发射炮弹，却一发也不能命中目标；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军纪不振，高级军官带头违反纪律，建公馆、养小妾、夜不归航；当1891年夏天丁汝昌率北洋海军的6艘舰艇访问日本时，有经验的日本军官发现大炮没有擦拭干净，士兵将衣服晾晒得到处都是，就连“致远号”管带、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也在军舰上喂养宠物“太阳犬”……
一位游客在游览北京圆明园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幸而慈禧太后挪用军费建了这么一座园子，要是当年全部拿去建造军舰，我们今天可就什么都见不到了。”此语虽然偏激，却也意味深长，促人反思。
在研读有关甲午海战的大量史料时，我感受最深、感慨最多的，就是北洋海军从上到下，大多缺少血性、胆略与气概。李鸿章内心懦弱，一味求和；丁汝昌躲在港湾内消极防御，害怕出海作战，如果敢于与日本在外海决一死战，并非没有获胜可能；从某种角度而言，进攻就是最好防御，说到底，北洋海军还是一支没有走出中国大海，只在海岸附近游弋的单纯防御力量；将士中尽管出现了勇猛刚强如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等英雄男儿，但封建末世堕落，将士也免不了暮气沉沉，官场裙带作风严重，军官形成闽人圈子，而士兵则形成北方人圈子；北洋军人没有曾国藩组建湘军时的“忠义血性”，缺少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与激励，没有视死如归的传统英雄主义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信念，结果“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带头逃跑，“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紧紧“跟随”，还有大批不敢出战者、临阵逃脱者、力主投降者，在决定北洋海军命运的最后时刻，主帅丁汝昌在众水手的威逼下自尽，北洋海军官兵3014人向日军投降。日军俘获北洋海军10艘军舰，将其中的“镇远”号、“济远”号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镇远”号被编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反被日本人利用来攻打中国，后又参加了日俄战争中的多次著名海战，1912年被当成废船在横滨解体，可两个各4吨重的大铁锚却作为日本海军的“赫赫战功”，在东京上野公园陈列了几十年，直到抗日战争日本投降，1946年10月才运回国内。
福建马尾学堂培养出的海军将士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损失惨重，11年后，一批毕业于马尾学堂，后留洋归来的海军管带又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部陨落：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建勋战死，刘步蟾、林泰曾悲愤自杀，方伯谦遭清廷斩首……
海洋是陆地的屏障与保护，然而，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与稳固的国防，屏障反而成为入侵者利用的通途。中日甲午海战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次最为重大的挫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制海权几乎全部丧失。西方列强纷纷涌来，都想“分一杯羹”，瓜分中国沿海军事基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从此真正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甲午海战惨败，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在喂肥日本的同时，也使清廷财政几于崩溃。为在规定期限内还清赔款，清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以限期45年的关税、货厘、盐税作抵押，向英、德等国贷款。若以本息计算，5次货款合计6亿9千7百多万两白银。中国财政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中国人民于债务的阴影中挣扎了三四十年之久。
北洋海军覆灭，除沉重的战争赔款外，清廷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顿然消失。
1896年3月，曾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在汇报北洋海防的一封奏折中写道，海军需重具规模，非二三千万银子两不可。也就是说，中国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可建设10支近代化海军。若以实际支付的本息近7亿两白银计算，则可建造30支近代化海军。而内外交困的清廷却怎么也拿不出赔款之外的银子重组一支强大的新型海军。于是，中国海军的发展目标只能局限于近海防御的狭小范围。
由此可见，日本是导致中国海军发展倒退，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迟滞的最大元凶与祸首！
清廷君临天下、一统世界的天朝大国迷梦一旦打碎，也就由盲目的自尊自大转变为极度的自卑恐惧。除了苟延残喘，谄洋媚外，再也没有重振山河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能力。
武昌首义爆发，好不容易重组的海军队伍，在清廷还没有彻底垮台之前，就已全部起义，成为革命党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然而，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本应继续大规模发展的海军，却因新政权以北洋陆军为核心及其他种种原因，遭到相当的冷落，其重视程度显然连清朝都不如。而此后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国海军建设完全被搁置下来，也使得中国海军与世界海军的差距越来越远。
往昔的历史造成了海军这一军种在中国的轻视与冷落，以致好长时间都不能从甲午海战的失败中缓过气来恢复原气。
新中国成立，我们对海军的建设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他方面姑且不论，中国海军至今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航空母舰可以提升海军质量，增强海军作战能力，提高军威国威，是综合国力的象征。航空母舰自1910年问世至今，建成服役的各种类型的总数为300多艘。不说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军事强国，就连亚洲的印度、泰国都有了一艘甚至是多艘航空母舰。即以昔日阻碍中国海军发展的日本而言，自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问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总共建造了25艘航空母舰。战败后的日本，军事力量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遏，但技术发展从未中断，战后海军实力并未衰减，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兵种齐全、装备先进、具有较强反潜护航作战及远洋机动作战能力的精锐海军，且拥有5艘“准航母”，其海上力量位居世界前列。前些年，一篇转述的发表于日本《朝日新闻》的文章看得我触目惊心，该文指出：“假如中国海军全面出动，在双方无空军基地战斗机掩护的条件下，在远洋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作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海军会在两三小时之内全军覆灭。”近日查阅有关中日海军实力对比资料，中国现代国际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主任杨伯江认为，中国海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假如中日海军再度交战，甲午战争那样一边倒的局面虽然不会出现，但从军事技术而言，中日海军差距仍然巨大。
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利就曾经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世界各国在保卫海洋权益、争夺制海权的较量背后，实则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海军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制空、制海又制陆的现代兵种，是一支兼具陆海空职能及战略火箭军职能的综合全能型军队。只要海军强大，就能带动陆军、空军及战略导弹部队的全面发展与壮大。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上转载的一篇名为《海军救国论》的文章。原文发表于1941年12月出版的《海军杂志》，作者刘和谦曾任台海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而当年的他，还仅只14岁。这是他在马尾海军学校第一次招生考试中的应试作文，其中有语道：“试观今日之中华，其海防若何？沿海尽被封锁，海权操纵敌手，其故何耶？盖因中华传统之不重海军，而政府之失策，与夫国民见解之错误也……海军建设，实汲汲焉刻不容缓也！当今日也，海军盖可救国，救国亦端赖乎海军，吾人更应献身海军，建设坚韧大无畏之海防，增强海军救国力量，发挥海军救国功能，为我海军救国之先锋焉！”
文中所言，虽隔了60多年，今日读来，仍动人心魄，荡人肺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