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至今的严复故居共有三处，除大夫第外，阳岐村还有一处玉屏山庄，另一处则位于福州市区郎官巷。
玉屏山庄建筑庞大，共有20多座院落，是一处有名的园林式建筑群，为严复同乡、清末邳州知州叶大庄所建。叶大庄死后，山庄曾几易其主。严复三儿子严叔夏结婚时，他在此买下了一进独门独院的房屋。
玉屏山庄的严复故居也是大门紧闭，好在旁边住着一户人家，老主人陈家宾现已101岁高龄。据老人回忆，严复在玉屏山庄故居庆贺60寿诞，热闹非凡。宴会结束，亲友们纷纷告辞，严复穿着一件长袍，站在门外的台阶上送客。严复60寿诞，当是1913年。那时的陈家宾老人，还只是一名十一二岁的少年，但严复挥动手臂的情景，却在他的记忆深处保留了90多个年头。也许，陈家宾先生是人世间唯一亲眼见过严复的老人了。
离开玉屏山庄，我们又观看了两处与严复有关的建筑。一为严氏宗祠，祠内立有一尊严复半身塑像，门外的廊柱上，写着一副对联：“怀英创基闽郡称始祖，几道传播西学第一人。”怀英指严氏福州始祖严怀英，几道为严复字，取典出自《老子》“以善几道”之意，也有人说缘自严复故居旁有一条“几”字形街巷。另一处是尚书祖庙，为祭祀南宋末年民族英雄陈文龙而建。元兵南下，陈文龙以闽广宣抚使身份率军奋勇抗击，不幸兵败被俘，后由福州押至杭州，陈文龙绝食抗议，死于岳飞坟前。传说陈文龙曾悲愤地咬破手指撕破衣服写下血书，随风卷入西湖，经钱塘江由东海流入闽江，浮现于阳岐江滨。阳岐人将破衣血书打捞上岸，认出乃陈文龙遗物，遂建庙祀奉。福州地区有着众多纪念陈文龙的尚书庙宇，如万寿尚书庙、三保尚书庙等，而数阳岐最早，故称“尚书祖庙”，庙内供奉的还有临水夫人陈靖姑及其他地方神灵。
尚书祖庙显得高大而气派，现存主体建筑由严复1920年带头捐资2000元，牵头组织重新修建，拱形正门的石刻横额“尚书祖庙”四个大字，就是他留下的“墨宝”。严复热衷于故乡庙宇的重建工作，自然出于对陈文龙民族气节的仰慕，但很大程度上，则是晚年的一种心灵寄托。严复深谙西方文明，又以科学知识为本致力于国民教育，却留有一片心灵空间，默默地容纳着冥冥中的神灵及神秘的物事。在严复的日记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他晚年受疾病困扰，一边延请美国医生治病，一边参与扶乩、占卜、问卦，让儿子前往尚书庙请丹画符。由此，我们是否可以窥见严复那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向后退缩、趋于保守的人生轨迹于一斑？
严复以大翻译家著称，他提出的“信、达、雅”译书三要求，长期以来为学术界认可信奉，但他却以“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定位并镌刻在近代历史的不朽丰碑上。
翻译介绍西学者多矣，因翻译以启蒙思想家而享誉后世的，似乎只有严复一人。
严复之前，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介绍西方天文水利知识，到洋务派健将容闳、徐建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西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西书，便多达一万一千多部。只是这些西书，少有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绝大部分属工艺、兵法、医学、宗教之类。西学在这批翻译家手中，不过是一把工匠的凿子。他们的努力，局限于传统的眼光与方法。就拿与严复属于同一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而言，他译过《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等许多轰动一时的西方文学作品，也在苍霞洲生活、学习过。严复与林纾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严复之所以因翻译西学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除了译中有著，阐发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外，还在于译书的选择。他因《天演论》一炮“走红”，尔后，又继续精进，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的《名学浅学》、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多部著作。严复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一则因为它们都是当时西方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二则这些著作对改造中国社会、弥补历史缺憾、重铸国民性格，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每一部译著，严复都在序言与注释中寄托自己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严复翻译《原富》的动机，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以达国富民强之效，针对中国专制集权泯灭个性的传统，再三强调国家的富强只有解放个体，通过个人的活力与能力才能达到；中国缺少法治，以道德伦理为社会基础，于是，严复翻译《法意》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宣传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并将民主政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至高点；严复看到，在西方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逻辑学基础，正如培根所言，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中国思想重视经验，相信先验，崇奉直觉，却长期缺失逻辑学说，为此，严复翻译《逻辑学》（即《名学》）一书救残补缺……
严复的译著涉及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成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开创了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这些译著的序言、按语及注释中，严复认为中国落后之因，在于传统文化阻碍了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只有注入并接受西方知识，国民才能摆脱受苦受难的异常无知状态，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繁荣与富强。这种强烈的“全盘西化”倾向，与晚年所认为的“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的顽固保守形成鲜明对照。
除了严复个人思想转向外，还有一个至今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思索，那就是自《天演论》轰动一时，严复此后的译著，其影响似乎呈递减趋势，一部弱于一部。人们提起严复，论及他的译著，似乎仅只一部《天演论》而已，于后面的译著，总是有意无意地略而不谈。其实，《天演论》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进化原理与社会价值观，而《法意》、《名学》、《原富》、《中国教育议》等，才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人们局限于某种激昂的情绪，却未能脚踏实地、认真细致地进行具体的改造与建设工作。
日本也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国门，也曾将严复翻译的这些西方名著译介到国内，但其影响却截然有别。日本顺应时势，成功地开展明治维新运动，使得西方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顺利进入日本，国力顿时大增，也就少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因此，进化论在日本并未引起犹如中国类似的轰动效应。而日本启蒙学者中村正直翻译的约翰·穆勒名著《自由之理》（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却受到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知识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之理》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传播了反封建专制、倡民主政治的思想，“将世人从蒙昧中唤醒”，为后来日本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之先声。而严复翻译的同一著作，在中国“却非常遗憾地毫无反响”，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严复》中所言：“在广大农村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和农民革命为实质的中国近代，这种微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和要求，根本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只好消失在漫漫长夜了，连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原富》、《法意》、《名学》等巨著的遭遇也相差无几，书中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在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社会力量作依靠”，也就免不了沉寂落寞的命运。
严复由“向西方学习”回归传统的孔孟怀抱，是否与这些译著的冷落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呢？
他翻译《天演论》，很大程度出于悲愤、危机、责任与紧迫，根本就没有想到出版后会在古老而贫弱的大地，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他一鼓作气，贾勇而进，希冀以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改造，雄心不谓不大。然而，现实对他的努力作出的回响，却是无动于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面对自己耗费心机进行的系统改造工程所落得的寂然局面，严复肯定倍感神伤，不由得剖析反思。越剖析，就越是觉得中国的历史太沉重，社会太复杂，文化太保守，思想太顽固……在反思带来的客观与清醒中，严复不得不感叹维新变革的无望，甚至怀疑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启蒙工作有何意义与价值。
《天演论》引来了火种，煮沸了民族的热血。然而，燃烧的火焰遭遇了飘洒的风雨，一团阴湿与青烟阻隔了严复与历史的深度推进。社会的改造，喷张的血脉，只能局限于循环的浅层。是的，置身中国大地，严复无法摆脱历史，难以超脱现实，更不可能改变基因与血统，于是，除了背负民族包袱蹒跚前行外，更复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