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不再有亡国亡种之虞，加之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文言，虽则精粹典雅、声韵铿锵，但作为一种不再使用的古文，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读懂，即使能够读懂，也颇费力气，难以通读。于是，《天演论》离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只要我们回首历史，就不能不正视《天演论》曾经卷起的巨大风暴，曾在华夏大地留下的深深印痕。如果没有《天演论》问世，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作指导，没有一批批热血志士的奋斗，今日之中国，也许早就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了。而《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主要思想，不论何时何地，也不会过时。中华民族如果不思上进，不图富强，不竞争不求胜，随时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因此，严复那走向遥远天际与历史深处的背影，并未在我们眼中淡化，那复杂的思想发展轨迹，似乎永远向我们传递着某种发人深省的启示。

2004年9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审吴世灯先生及福建教育出版社策划部副主任王广存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一行从福州市区出发，前往严复故居及墓园所在地——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

与广存兄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故乡湖北工作时，两人就神交已久。为拍摄有关严复专题电视片，他曾多次到过阳岐。有他担任向导，自然是轻车熟路，收获多多。

车出福州市区约半小时，就进入了阳岐地界。阳歧曾是乌龙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乌龙江绕南台岛向东注入闽江，汇入大海。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阳岐自宋代起，就十分繁荣。阳岐以一条溪水为界，分为上岐与下岐，一座石构小桥将它们连为一体，桥称“午桥”，栏板刻有“午桥古迹”四字，传说此乃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手迹。

严复在《梦想阳岐山》一诗中对穿村而过的小溪曾有过描写：“门前一泓水，潮至势迟迟。”每当乌龙江涨潮之时，河水便盈满小溪，两岸的绿树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中，实在是美丽极了。

今日的阳岐虽已衰落，但一座座古旧的楼房与一幢幢宽敞的院落，特别是午桥旁耸立的一栋有着欧式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楼，仍刻写着当年的明丽风采，诉说着阳岐昔日的风流韵致。

阳岐村中，生活着一位与严复相关的老人，那就是他的曾侄孙女严培庸女士。严培庸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但身体健朗，思维清晰，仍热心致力于严复故迹保护、思想研究及诸多纪念性活动。先上她家访问，不巧的是，老人应邀去了南平市，也是参加一个有关严复的纪念活动。她的家属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的情况，便在广存兄的引导下寻访严复故迹。

漫步村中，走在不甚宽敞的乡路上，两旁的房舍，既有当年的旧屋，也有新修的楼房。但感受深刻的，还是当年作为一处重要码头所留下的繁盛痕迹，而今日现代化的冲击则显得微乎其微。恍惚中，那一条条依然古旧的街巷，似乎闪现着儿时的严复与伙伴玩耍的活泼身影。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严复9岁时从苍霞洲回到祖籍之地，父亲将求取世俗功名的希望一古脑地压在他的身上。那稚嫩的肩头，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他的大部分时间，肯定在刻苦攻读中与孤灯、书卷为伴。即使偶与伙伴嬉戏，也极为难得。

过午桥左拐，前行不远，便是严复故居大夫第。大夫第至今保存完好，1983年8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阳岐严复故居”。房屋两进，属砖木结构，前面有一个天井，后面是一座庭院，由迁至福州的始祖严怀英建于唐朝末年，明代重修。走进屋内，里面住着几户居民，弥漫着一种乡居生活的简朴、闲适与从容。来到第一进西边披榭的严复青少年读书处，房门紧闭，内里结构及陈设不得而知。当年的严复，是否经常闭门掩户，将自己关在屋内，刻苦攻读不已？

严复虽向往西方，但立足点却在中国，采取“拿来主义”的实用态度，借鉴西学以改造脚下古老而沉寂的土地。严复主张渐进，反对激进，在汹涌澎湃的暴力革命浪潮中，他背流而驻，专心教育。严复提倡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民主”，对皇帝抱有幻想，维新变法运动时发表长篇政论《拟上皇帝书》，寄希望于满清朝廷。就在戊戌政变前夕，严复因清廷设经济特科被举荐，受到皇帝召见，光绪帝就办理海军、开办学堂及严复的变法主张等与他进行会谈、了解。尽管一周后光绪帝即遭慈禧囚禁，但严复对这次召见十分看重。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从中获利，意欲恢复封建专制称皇称帝，严复竟参与“筹安会”，为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严复最初的攻读，就是为科举作准备，虽多次落第，仍乐此不疲地醉心其中，有着难以挣脱的“科举情结”。只因四次落第，身受其害，才著文予以抨击。如果他是一名获利者，态度又会怎样呢？即使反戈一击，当光绪帝采纳设置经济特科这一变相的科举选才制后，严复受到几个官员的推荐与皇帝的批复，便异常感动。而经济特科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举，直到1909年，年仅4岁的新皇宣统突然颁布一道圣旨，赐严复进士出身，伴随他大半辈子的“科举梦”，才在56岁这一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有学者认为，严复思想转轨起因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英文为媒介，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却让他感到了深深地失望。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严复带头列名发起成立孔教会，认为“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严复思想的后转与退缩并非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严复内心世界的变化轨迹，是否也像眼前这扇紧闭的门扉，难以窥其堂奥？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搜寻、严加剖析，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严复精通英文，但最初掌握，最得心应手的的语言却是古文——创作、翻译全用文言文，并将这种古老语言的张力发挥到了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当文言版的《天演论》初一问世，便有人作为国文范本教授学生。以至新文化运动反对八股文，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时，思想一直开放激进的严复却无法理解，认为文言文不可废除。文言形式在中国存活的几千年时间里，承载的多是儒家典籍，长期浸润其中的严复对其迷恋，就不仅仅在于形式了，那依附其上的内容，会不知不觉地融入他的血肉之中。

严复主张渐进，不赞成暴力革命，“五四”运动，他因生病住院没有参与其中，对学生的正义行为也不能理解，明确反对学生参预国家政治活动。严复的渐进既表现在拥护君主立宪，也反映于个人性格之中——优柔寡断，不做决绝之事。其实，严复参加为袁世凯当皇帝服务的组织“筹安会”，很大程度是在杨度的鼓动下被迫加入的。袁世凯派亲信送来4万元支票拉拢，严复毫不犹豫地退回了，可对未经同意就将他列入筹安会一事却保持沉默。毕竟，他与袁世凯有着近30年不错的交情呵。后来，严复虽然认识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及不可为之，但总是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声明退出，只好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凡与筹安会有关的活动，都称病缺席。

此外，严复对当时社会的很多新生事物都不能理解，比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结婚自由，他就不能接受。尊重妇女、一夫一妻、自由婚姻是西方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严复亲眼目睹西方文明，并陶醉其中，他曾提出过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如早婚多妻及媒妁婚姻等。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挣脱而出的严复，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码事。他一生娶过三个妻子，原配王夫人，小妾江莺娘，继室朱明丽，典型的一夫多妻式；对自己子女也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长子、三子因包办婚姻而陷入终生痛苦。

严复所置身的时代，正是风云激荡的社会剧变时期，所谓“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三千年一大变局”。面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渐进的抉择，严复内心深处时刻处于一种相互撕扯的矛盾与煎熬之中。在理智上，他崇尚西方文明，可在感情上，又对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与认同。这种内心的痛苦与选择，他似乎从未与人提及，犹如青少年读书处那紧闭的门扉，我们只能细细地揣摩与感受，在那自相矛盾的文字与行为之中。

越到老年，严复就越保守。年轻时激烈进取，锋芒毕露，年纪一大，就意志消沉、圆滑内转，几乎是人生的一大特征，不唯严复，近代许多伟大人物莫不如此。只是严复表现得最为突出，年迈的他，与翻译《天演论》时年轻的他，前后简直判若两人。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

在此，我们并非以今人的认识、观点要求、苛刻严复。其实，作为一位思想启蒙家所能达到的高度，某些方面即使今天视之，仍具有一定的超前与深刻。只是他那前后截然相反的言行，那辗转于先进与后退、激进与保守、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彷徨与犹疑，不得不让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