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多万公斤的鸦片从种殖、加工到运送，得需600多万两银子的成本，若以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当为1200多万两银子。尽管林则徐在没收时给过每箱鸦片5斤茶叶的补偿，但与实际所获巨额利润相比，当属杯水车薪，英国政府肯定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义律在给每一位鸦片商人打下收据并承诺兑现损失后，立即致书鹰派人物外交大臣巴麦尊：“欲得对等之权利，唯有诉诸武力！”
1840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兵。为鸦片贸易发动一场战争，对一向标榜文明、平等与自由的英国人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英国政治家格拉德斯通就曾说过：“如果还有一个战争，它的开战原因比这更不公正，更想要使这个国土蒙上永久的耻辱，那我就不知道也从没有阅悉过了。”因此，当4月份国会最后投票表决时，533位议员就有262人投票反对，仅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政府的出兵决议。
国会一旦通过，战争的机器就开始正式启动了。
中英鸦片战争，既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不同规则的拼杀，是落后的农业帝国与新兴的工业王国之间的较量。交战双方都把对方视做尚未开化的野蛮人，都从各自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力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之中。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在与周边国家及其他文明的交往中，还从未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也就养成了唯我独尊与盲目自大的“天朝意识”，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其他各国不是没有开化的“番蛮”，就是不通人伦的“夷狄”。中国是整个天下、整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对外交往中根本不存在平等意识，有是只是称臣与朝贡，不是以华制“夷”，就是以华变“夷”。在统治者眼里，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所谓的对外贸易，也是一种招抚外夷的“恩赐”。而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后，四处寻找商品市场，他们对“天朝”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理喻，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贸易，怎么会是一方的恩赐？既然看中了中国这块有着巨额利润的工业商品销售市场，也就想尽千方百计地打开封闭的门户。鸦片，终于成为他们诉诸武力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由头”。即使没有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摒弃了其他方式解决的可能，双方必有一战，只不过时间迟早罢了。若从进化论的观点视之，自然是迟打不如早打，早打会早点睁开双眼认识世界。
早年看过一部有关鸦片战争的电影，内容大多忘了，但有一个镜头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在英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向中国出兵的论辩会上，一名鹰派议员为了说服他人，高高地举起一个中国制造的花瓶，说清朝就是这么一个花瓶，看上去坚固美丽，实则不堪一击。说着，他将手中的花瓶朝地下猛然一摔，随着一声脆响，花瓶顿时化为乌有，碎片四处飞溅。
是的，专制而封闭的清朝，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花瓶。英人的描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早在1832年，英国驻广州商员胡夏米便以东印度公司的身份，带领70多人乘坐英轮“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经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吴淞口、威海直抵朝鲜半岛，然后南下琉球、台湾返回。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胡夏米一行名为观光、考察商情，实为收集、侦察军事情报，将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测量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军事地图。在上海，他们甚至窥探了清军兵营，发现使用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弓箭、大刀、藤牌，即使少量的火枪，上面几乎全都锈了。于是，胡夏米不由得说道：“只要有50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比这个数字更少，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500 人更多的军队。”胡夏米在对清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海防脆弱有着相当了解的基础上，认为只需三个月就可武力解决中国。另一同行的德国医生兼传教士甲利则说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话语虽然狂妄，所言并非虚构，不仅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水师未能击沉一艘敌舰，哪怕此后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直到清朝覆亡，也从未击沉过敌人一艘舰艇。
清朝水军主要有两支，一为福建水师，一为广东水师，都算不得严格意义的海军。水师所从事的职责并非出海作战，而是近海巡缉。由他们对付骚扰的海盗自然绰绰有余，一旦遭遇近代化的西方海军，也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制海权一失，东南沿海的几千里海岸线全都成了英军随时侵袭的目标，本土作战的清军，按理说应该以逸待劳，实则成了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就两国的军力比较而言，清军总兵力为80万，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侵华英军最初4千人，战争后期增至1万5千人左右，除去炮兵及辅助人员，实际步兵人数约1万，约占英军总数的十分之一。1万左右英军，竟打败了80万清军及背后所支撑的4亿民众，透过这一令人沮丧的数字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未能深究的事实真相。
在浓厚天朝意识笼罩下的清军并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一支兼有警察、内卫、国防三种职能的军队。80万清军驻扎在全国各地，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当地治安，镇压百姓起义。清军束缚各地，没有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部队，能用于作战的军队，只有从全国各地抽调。面对外敌入侵的紧张局势，清廷不由得担心广大民众乘机造反，也就不可能抽调所有兵力对付英军。据有关资料统计，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10万对1万，似乎仍占有极大优势，但处处设防的几千里海岸线很快就将这10万大军“化整为零”了。就调兵速度而言，邻省约30到40天，隔一两省约50天，隔上三省约需70天，隔四省则为90天以上。如此缓慢的军队行进速度，明显低于英军舰船航速。英舰从殖民地印度开到中国约30到40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出发，也不过4个多月。而一旦抵达中国，在沿海一带行动，其速度就远非清军所能比拟了。整个鸦片战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斗共12次，清军2次保持数量优势，7次与英军兵力相当，3次英军数量反而占居上风。而驰援的清军常常是赶赴一地，来不及准备，就得匆匆投入战斗。因此，本土作战的清军，往往在“山势陆路”等地形方面还不如有备而来的英军熟悉。
即使数量占据优势，清军的战斗力也不容乐观。武器装备比英军至少落后了200年，除少量的土炮、土铳外，其余全是长矛、刀弓、箭戟等原始武器，在英军那杀伤力极大的火炮与来复枪面前，比手无寸铁实在强不了多少。清军实行募兵制，只要步入军营，也就意味着终身服役。于是，清军中常有老迈及羸弱者，眷属也随军住于兵营。官兵不习操练，据资料记载，整个浙江水师中只有一位名叫林亮光的士兵能正确使用炮位，其他炮手竟然连火炮也不会发射。此外，还有不少官兵吸食鸦片，聚场开赌。想想看，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师英军对阵，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战斗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惯常的情形是刚一交战，清军就在英军那惊天动地、闻所未闻的隆隆炮声中丧魂失魄，不到几个回合就会望风而逃。
当然，也有过充分准备与顽强抵抗的例外。
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中国的第三航运中心，仅次于以国内贸易为主的上海及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广州，也是英国谋求的通商口岸。清朝的第一支也是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福建水师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闽浙总督颜伯焘敏锐地觉察到厦门海防战略地位的重要，将全省事务交由他人处理，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厦门的防卫建设之中。颜伯焘花了半年时间着手战争准备，防范英军入侵。他在厦门一带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守军5680名，另雇乡勇9274名各保地方，并以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花岗岩在厦门构筑当时中国最为坚固的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战后一名英国军官对石壁的防御功能作过如下评论：“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战舰放炮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
因此，当2500名英军在10艘战舰、4艘武装轮船、22艘运输船的载送下侵犯厦门时，早就严阵以待的夏伯焘不仅不感到惧怕，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建功立业、效命疆场的绝好时机。1841年8月26日下午1点45分，英军分别向鼓浪屿及厦门岛南岸发起进攻。在鼓浪屿，经过1小时20分钟炮战，英舰基本打哑了三座清军炮台，陆军登陆后从清军侧后发起冲击，很快占据该岛。在厦门南岸，清军炮台虽然抵御了英舰炮火两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但英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后立即扑向清军侧后，仅15分钟，阵地就陷入敌手。坐阵督战的颜伯焘见此情景，由战前的极端自信变为极度恐惧，率文武官员连夜渡海逃往同安。当英军小心翼翼地进入厦门城墙之内，才发现守军全部溃逃，也就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全城。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战斗，也是一场真正惨败的战斗，作为当时清朝疆域内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塞，几小时内就土崩瓦解全部陷入敌手。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伤亡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但从战前派驻与战后回营的数字进行统计，总共减员324名；而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16人。
我们再看一场有过顽强抵抗的战斗。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整个战争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驻扎城外防守的数千名清军很快被猛烈的炮火击溃，而城内的1600名八旗兵则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拼搏。当英军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攻入城池后，清军手持劣势武器展开巷战，以各种有利地形为掩体节节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在这场战斗中，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是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的总和，计有39人死亡，130人受伤，3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占领了镇江，与清军动辄成百上千的伤亡数字仍不成比例。
镇江城内的清军之所以顽强血战到底，是因为其中的1185名八旗兵在这里驻扎了近200年，家产、眷属、祖坟全部在此，他们守卫的对象，不仅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只有当家与国联系在一起时，官兵们才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于是，不禁想到了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保卫国家与保卫家园，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只有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保家与卫国才能达到内在的高度统一。在鸦片战争之前，受环境、视野、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国人并无本真意义的近代民族意识。因此，当中英双方军队进行激烈战斗之时，甚至出现了百姓围观的情形。只有当英军占领他们的家园，生活受到侵扰，生命受到威胁，才会拿起武器反抗。
三元里抗英便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振奋人心的战斗。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与火药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平，加之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其实，早在十年前英军就采用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只是没有配备到所有部队，入侵三元里的大部分英军仍使用不能淋雨的火石枪。直到鸦片战争后期英军进入长江流域，才从印度大量补充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的战绩也不是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杀敌数十数百，最多的统计数字竟达到了748人。综合各方面的资料，1841年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5至7人，受伤在23至42人之间。只要我们将此数字与英军在历次战斗的伤亡数字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三元里抗英仍是一次给入侵英军以重创的胜利战斗。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自然是民族的一种需要，但如果我们以此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遭致一场残酷的屠杀。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
镇江陷落，清朝的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保护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与进攻之下；与此同时，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被拦腰截断，也就意味着运输供给需要大运河支撑的北京不得不直接承受英国侵略者的威胁。
仗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清廷哪怕腐朽到了骨子，不堪一击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仍不得不强撑脸面自我安慰，陶醉在虚幻的“天朝意识”之中，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示手下大臣，让其派人如此告知英国：“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惨败后不得不割让香港，竟成了大清帝国的“恩赏”，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官场语言、官场学问、官场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政府出兵中国，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次战争，只不过是对清朝政府没收鸦片的一个“教训”，一次武装冲突而已。他们并不想让清廷垮台，也不想将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割地赔款、打开门户、贸易通商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清廷更是不想打下去了，不仅没有获胜希望，更担心民众乘机造反夺取政权。败给外人大不了割地赔款，而国内民众的起义反抗，将导致政权丧失，皇冠落地。慈禧太后的一句“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便很好地道出了满清朝廷这一中国最后的异族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在本质与丑恶嘴脸。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这样签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