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3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多为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对他的学问甚为仰慕。瞿秋白的身份暴露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再也不是普通囚犯的待遇，而是住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伙食按国民党36师师部人员标准，有时还加几两白酒。自师长宋希濂以下所有与瞿秋白打交道的官兵，都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尊重，皆以“瞿先生”相称。
瞿秋白囚于一室，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感到了自由的可贵与生命的紧迫，而给敌人的印象，却是从容而坦荡，表现出一副不卑不亢、刚柔兼济的态度。瞿秋白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赋得一手好诗，还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印。国民党官兵知道后，求诗索印者不断。秋白也不拒绝，平日忙于革命及党务工作，难有吟诗刻印的悠闲，在“大休息”之前，重温一下昔日所学，也算是对人生的另一种总结吧。一有机会，瞿秋白还不忘向看守他的士兵宣传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与道理。
这期间，敌人少不了要他写一些所谓的招供之词。在一篇长长的“供词”中，瞿秋白写的是苏区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国民党军队残酷的军事围剿予以严厉谴责。瞿秋白虽然深受王明路线的折磨与危害，并对肃反扩大化持有异议，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在“供词”中并未透露半分。国民党文人赵庸夫曾对这篇“供词”作过一番“点评”：“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从隐瞒身份到叛徒指认，秋白的内心深处，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与艰难痛苦的转型——从希望到绝望，从绝望到坚强，从坚强到反思。
敌人外松内紧，瞿秋白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终点，正一天天地向他逼近。他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他不惧怕死亡，但总觉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件紧迫的事情没有完成。
自关押在长汀一中国民党36师师部后，瞿秋白那多病的身体，除有些咳嗽、头晕外，却没有生过一次大病。如果换了常人，羸弱的身体不堪精神重负，病情会更加严重。而秋白则不然，一种无可言说的力量支撑着他在人生的最后期限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便是他以惊人的坦诚留下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这是一件非完成不可的大事，又是一件不得不认真对待、慎重考虑的大事。写，还是不写？秋白进行过拉锯式的反复思想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不写的话，一些个人隐密将随着肉体的消亡带入坟墓，永难为人知晓；而将一些内在情绪、真实想法形诸文字，又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呢？也许会遭致敌人的利用，同志的误解。身份刚一暴露，秋白肯定就动过书写的念头，可直到一个多月后，也即5月17日，他才打消犹豫，开始动笔。
他不知道国民党会怎样处理他的文稿，是全文留存发表，还是断章取义、大加删改，或者干脆销毁了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文稿能否送达同志、亲友手中，并且连如何处理、请人转达、秘密送出之类的努力也不曾有过。他不知道，也不想、不管、不问，只是凭着生命的本能，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下进行写作，对自己人生来一次总结，向个体生命作一个交待，给复杂历史留一份见证。死亡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只有到了这样一种生命“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的最后关头，瞿秋白才抛开一切顾虑，进入亢奋的创作之中。
既然要写，就写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生道路，真实的思想认识，真实的心理状况……不矫情，不掩饰，不诿过……当然，这也得有一个前提与底线，那就是不能暴露有关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机密。
再过一段时日，灵魂便从躯体脱窍而出了。于是，秋白就以这样一种即将来临的状态，让灵魂跳出肉体，对自己36年的人生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审视与反思。生死已不重要，功名利禄早已置诸脑后， 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也不予考虑，个人荣辱更是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坦诚与真实，“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于是，我们所见到的《多余的话》，便是一篇撇开了多重顾虑、超越了外在羁绊、达到了自在境界而留下的叙述—— 一份人生道路的真实记录，个体灵魂的深刻剖析，思想信仰的逻辑发展，复杂心灵的坦荡呈示。
秋白说他并无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不过想“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与变故，他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后，便独自一人跑到北京，挑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资历的学校——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于是便开始了一段在他看来属于“历史的误会”的人生历程。“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在谁也不愿出面的情况下，不得不担当起俄文专修馆总代表之一，成为学校的“政治领袖”。李大钊、张崧年等人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秋白因为俄文及对社会主义最终理想产生兴趣的缘故，也就加入其中，并读了一些促进思想猛进的书籍。然后就有了机会去莫斯科，秋白原意，是想看看那“新国家”，并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地研究一下。适逢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秋白就当了他的翻译。陈独秀回国时，也就跟着一同回到了北京。在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常委会。至此，秋白完全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不得不放弃平生酷爱的文艺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
瞿秋白笔下描叙的人生历程，真的就像一个苛刻者审视着另一个与他不甚相干的个体。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刻意装点自己拔高自己，只是凭着事实的真相与本色，静静地述说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置身国民党监狱，还能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一种豁达的胸襟、人格的魅力、高尚的情操顿时跃然纸上。
武汉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退出中央，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在他担负共产党直接政治领导人的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约一年时间里，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与秋收起义。这三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挽救了共产党，也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秋白将功绩归于其他同志，说他只不过发表了一般的政治主张，因为对组织特别是军事不甚明了，也就完全听凭组织部军事部去办。这时，他对自己所扮演角色已明显地表示不满，觉得自己没干实事只在空谈，就想退出领导核心位置。而这样做，“又觉得好像是拆台”，他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终究说不出口。于是，秋白就在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下继续留任要职，竭尽全力地工作着。无可形容的重负压在肩头，十天八天不安眠是常有的事，长期的消耗弄得他身体衰弱，精神倦怠。直到1931年1月上旬，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外力的作用除却了他内心一直想解脱而又难以启齿的重负，他当时的感受，是“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得到了一个休息调整的机会，
在秋白主持工作期间，率领中国共产党摆脱右倾路线，闯过险遭国民党扼杀的难关，经历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难转折，功莫大焉。然而，秋白对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指手划脚一直不满，在他们的控制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他的所谓“盲动”，很大程度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带来的后果。苏联对中共的控制，除了不懂中国国情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几乎都是在围绕苏联转圈，为苏联服务，为苏联“保驾护航”，创造一种有利于苏联存在和发展的东方环境。于是，秋白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的想法，对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提出批评，并在处理某些具体事情时得罪了联共。秋白的做法自然引来联共及共产国际有关领导人的忌恨，撤职打击也就在所难免。而此后深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并严格执行其方针路线的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等人也就在“左”倾的道路上一以贯之、“合乎逻辑”地越走越远，由盲动错误发展到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乃至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冒险与教条使得中国共产党惨重损失，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
瞿秋白虽然早就不想担任要职，但共产国际的粗暴作风、宗派主义、政治打击仍让他感到压抑与不满，体面而愉快地离开领导职务，才是他心中的渴望所在。
我曾多次捧读约两万字的《多余的话》，感受最为深切的，就是瞿秋白的一生，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作用于他的身体，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与沉重、压抑与灰暗、勉强与无奈撕扯着他的灵魂。
秋白出身于世代读书做官的绅士家庭，儿时的生长环境与生活背景决定了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及贵族知识分子气质，“一种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然而，他不得不时时压制这样的意识与情感，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创造新的情感、新的理智与新的意识；他个人最为爱好的是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然而，他不得不撇开所爱投身到不感兴趣的政治组织工作之中；他只想在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名教员，而那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却让他当上了共产党的领袖；他是一个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懦弱书生，却不得不领导共产党开展所谓“杀人放火”的武装暴动；他在做着繁重的政治工作时，心中想着的，却是“替别人做的”，每次开会也希望早早结束，好回到属于自己的个人天地；他内心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独到见解，却不得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他内心有时软弱得如同一个“婆婆妈妈”，可有时却坚如钢铁；他认为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可又不得不在党内党外进行一系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他身体虚弱，1919年就得了吐血症没有好好医治，而1926年的肺结核已使他的生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可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迷的几天外，其他时间，都在一刻不停地学习、工作、思考……
我们在《多余的话》中所读到、认识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二元人格、复杂思想、矛盾心态的真实人物。秋白以一种超拔的努力，让自己的灵魂站在炽目耀眼的聚光灯下，拿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着另一个曾经的自我，切割、化验、分析，那种犀利与透彻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一个人，能够这样地解剖自己、审视自己、反思自己，暴露内心真实世界，点中自己的“穴位”，道出自己的弱点，敢于承担，勇于自责，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除了瞿秋白，在我心中还没有他者与之比肩。当然，也有过类似解剖自己的文章、书籍，他们不是囿于时代局限、个人见解、狭隘视野，就是矫情伪饰、刻意曲笔。唯有瞿秋白，以一个文人兼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一个平民而领袖的丰富阅历，一种超越苦难的勇气决心，一种洞彻人生的坦诚洒脱，才能达到这样少有的高度与深度。
秋白一旦撤职，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他虽然还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教育部长等职，但多属“清闲职务”，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还得遭受各种指责、批判乃至宗派主义、左倾路线的迫害。据有关资料记载，就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陆定一也有意避免与瞿秋白接触，以免引起他人的猜测怀疑，遭致更大的迫害。
在压抑与迫害的沉重氛围中，秋白没有怨天尤人，仍是以一副坦荡的态度，将成绩归功于别人，错误归咎于自己。他对自己那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与二重人格给革命工作带来的客观效果，视为敷衍、消极、怠惰。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至于身后的一切，他不愿顾及，也不是他所能顾及得了的。只要自己以一颗赤诚之心，坦荡地对待一切人与事，包括历史，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这就够了。
瞿秋白任凭自己的情绪与本真一吐为快，在尽情的倾诉与流畅的文字中，潜藏着的分明是杜鹃啼血般的生命绝唱。快要完篇时，秋白面对即将到来的“伟大的”休息，无可掩饰地流露出对生命的执着与依恋，他想再读一读自己喜欢的书，尝一尝很好吃的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豆腐。然而，这种依恋如火花般一闪即逝，一个历经坎坷跌宕，遭受无情打击的沧桑之人对人生不会作脱离现实的空幻美丽之想，于是，他赶紧收住笔墨，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凝重地写道：“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