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堡，三里古街热闹非凡，川流不息的人群，真可谓摩肩接踵。鸣笛声被喧腾的市嚣所淹没，小车被密集的人流裹挟着蜗牛般向前爬行。当地风俗，逢农历三、六、九赶集，我们正碰上了初六这一圩日。

与赶圩的喧腾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雕版印刷的衰亡与断裂、落寞与寂寥。

雕版印刷早已成为只可追忆的过去，今日的四堡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固守一段辉煌的历史让时光凝滞。那么，他们的身上，总该刻印着先辈留下的某种标记吧？

然而，今日的四堡却多多少少地让我失望。

雕版印书固然不存，而祖先的血脉还在后人身上流淌，那种开拓精神、进取之风当永存不灭。我所说的标记，也是对四堡的一种期望。四堡，应该在雕版以后的时光中出现另一种创新与事业，田园里将长出某种与时俱进的新型产业。可是没有，似乎半点也没有。雕版印刷衰亡后，四堡又退回到地地道道的传统农耕社会。

今日四堡，真的与中国大地上其他普普通通的乡村没有多大区别。雕版印书不过是一场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的风暴，一番席卷过后，一切的一切，也就归于平静，回到了男耕女织那怪圈般的传统轨道。

古街依旧，赶圩依旧，当然，还有那些曾经红火过的刻坊建筑，也依旧高高耸立。

四堡坊刻，曾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

以横扫儒教、推翻满清为使命的太平天国，曾将战火烧到了闭塞的四堡。而四堡印制的书籍，又多为儒学典籍。于是，四堡也就在劫难逃了，毁于兵燹的书籍、版刻不计其数。然而，四堡利用旧有技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清咸丰、同治年间，上海出现了石印，印刷快捷，装帧美丽，与雕版印刷相比，占据明显优势，对四堡书业构成潜在而有力的威胁。尽管如此，四堡并未感到多大危机，印书业仍在过去的轨道上照常运转。

清朝末年，致命的竞争与打击出现了，国外铅印新工艺传入中国，很快垄断市场，四堡无法抗衡，遂一落千丈，一蹶不振。书坊大多停业倒闭，只有残存的几家苦苦支撑，惨淡经营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终于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雕版印刷的衰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稍加反省，四堡的衰落，又与自身有关。

当四堡的印书业如日中天之时，外地书商往来云集，江西浒湾的书商在雾阁买了一块地皮，搭房盖屋，坐地采购转运，大发书财。这本是一桩进一步促进四堡印书业更加繁荣的好事，可四堡人却眼红了，寻找各种借口刁难排挤。浒湾书商一气之下购走四堡刻版，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印书坊去了。如果没有四堡的刺激与嫉妒，明清时期的中国雕版印刷基地中，很可能只有三地，不会出现浒湾之地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

有着如此心态，四堡在石印、铅印的侵袭下没有转型获得新生而直趋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以为新的转型不外两个方面，其一，利用旧有的生产供销一体化资源，像先人那样，引进、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其二，科举废除后，印书内容应有所扬弃，从大量应试需用的儒学经典，转到时尚课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读物。然而，四堡人没有这样做，也许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只是一味地躺在祖宗留下的遗产上固步自封。

不惟四堡，即使整个民族，在新技术面前也表现出相当的守旧与顽固。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就发明了效率大为提高的活字印刷术，可这一被国人自豪地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先进技术却长期没有得到推广。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活字印刷不仅没有取代雕版印刷，就连相应的发展也微乎其微。对此，有人做过专门统计，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共著录历代书籍7748种，不同版本计20000部，其中活字印本只有220部，仅占总数的1%强。

寿终正寝后的四堡，到处都是积压的书籍，长霉的雕版，废弃不用的房舍，以及各种杂物。即使风光不再，利用这些旧物还原、再现当年的辉煌与风采，也不过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是，虫蛀、霉变、朽烂，特别是人为的毁弃，对四堡的雕版遗存构成种种破坏与威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文化虚无主义，更是给四堡带来了一场极大的灾难，不少古籍、雕版在“破四旧”的熊熊大火中顷刻化为灰烬。

文革结束，中华民族终于变得理性起来，逐渐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然而，面对一片废墟，保护该从何入手？一切只有从零做起。

同行的马卡丹曾任连城县文化局局长，20世纪90年代初，他利用当时下拨的500元人民币作为启动经费，一元一块，向当地居民征集私藏的残存雕版。一元钱，即使在那个年代，又能够做些什么呢？费用只是一种象征，主要还是捐献。四堡，是卡丹的祖居之地，也是他的第二故乡，从15岁到19岁，他在四堡度过了将近五年的青春岁月，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谊。在他的感召下，500元经费，竟征得了500块雕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的责任与情怀。

有了良好的开端，那些劫后余生的残存遗物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开始一点一点地汇集到文化工作者及当地政府手中。

2001年7月，四堡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国庆期间，“中国四堡古雕版印刷基地展览馆”终于诞生了。

展览馆建于雾阁邹氏祖祠——定敷公祠内，除必要的图片文字说明外，陈列有印书、裁纸、装订的各种生产工具，还有一块块古牌匾额，自然少不了那些珍贵的木刻雕板与线装古书。展出的物品虽然不是特别丰富，但足以勾勒出整个雕版印刷的流程与原貌。

观看中，我对当年的印书品种之多及已然萌生的版权意识尤感兴趣。

四堡刻书种类可分为启蒙读物、经史子典籍、课艺应试用书、医药书、日常实用读本、堪舆占卜星算、小说故事戏剧、诗词及个人文集等八大类，有确切记载及留存实物的达900多种。什么书畅销就刻印什么，读者熟悉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四书》、《药性赋》、《神农本草》、《康熙字典》、《奇门遁甲》、《唐诗三百首》、《荡寇志》、《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拍案惊奇》及四大古典名著等，这里都有印刷。被列为淫书、禁书的《金瓶梅》，在专制统治者的严密监控下，北京、汉口、杭州等通都大邑难以出版，而天高皇帝远的四堡，却“明目张胆”地大量刊印。此外，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自编书籍，最著名的要数邹圣脉增补的《幼学故事琼林》。此书刚一问世，便风行天下，历经数百年不衰，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蒙学读物。

遗憾的是，搜集陈列的书版中，大多残缺不全，只有一部完整的书版。

为避免恶性竞争，四堡的马氏与邹氏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族人利益的措施。每年春节，马、邹二族各书坊都要张贴公布一年来新刻书籍的封面，表示“版板所有”，其他书坊不得擅行刻印同类书板。如现存《四书典要辨讹》雕版封面，便赫然印有“本斋藏板，翻刻必究”字样。其他书坊实在要印，也只能租借书板，所印之书，也须沿袭原书坊的堂号、封面、颜色及装订式样。

版权意识，是出版业走向规范有序的必由之路。可惜的是，由这一意识所引发的相关活动与秩序并未在四堡出现。

讲解员解说一番，拿过一块雕板，涂上黑墨，为我们每人在备好的宣纸上印制了一幅别致的古画，并盖上刻有“中国四堡古雕版印刷基地”字样的大印。我接过一瞧，但见两位身着古装的男女相对而立，仿佛在深情地诉说着什么，画面上部的文字说明则写着“梁山伯祝英台全本”。由此可以推测，我们手中拿着的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封面，至于“全本”内容，可能是小说、故事，也有可能是戏曲。

同行的吴世灯先生兴致更浓，他拿过雕板，在解说员的指导下，又亲手涂墨，亲手印制了一张《梁山伯与祝英台全本》封面。吴世灯心中，有着一股浓浓的“四堡情结”。1992年，为挽救、挖掘、整理、研究四堡雕版印刷遗产，作为省新闻出版行业的研究人员，他曾三进四堡，白天与当地百姓交谈，挨家挨户寻找雕版、旧书、契约文书、族谱等相关资料，晚上则翻阅材料，摘录记载，认真研究。在驻扎四堡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积累、掌握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写下了《清代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等颇有份量的论文，发表在《出版史研究》等国家级刊物。作为四堡的有功之臣，他的大名被写入展览馆前言。

挖掘、宣传四堡的有功之臣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外国友人——美国俄勒岗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包筠雅女士。1993年8月，她曾不远万里来到四堡“安营扎寨”，刻苦研究，在四堡雕版文化与海外世界之间，架设了一道传播的金色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