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确曾建立过辉煌而眩目的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却成为后人固不自封、不思进取的包袱，成为遥不可及的光荣梦想。当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便是，凡是昔日文明发达的地方，如埃及，印度，属古巴比伦地区位于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国家，不是动荡与战乱，就是落后与穷困。当某种文明发展到极致而无法突破时，其惰性就会变成一种阻力；而曾受其惠的民众，也会陶醉在历史的荣光中浑浑噩噩地打发时光。
华夏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唯一，然而，她也染上了文明古国难以避免的老昏病，这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黄色的传统文明被蓝色的西方文明冲击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号称文明古国而文盲率却高达96% ，疾病、瘟疾、落后、穷困、饥馑、愚昧、野蛮如密布的乌云纠结缠绕，笼罩在中华大地，压得整个民族喘不过气来。西方列强环伺，稍不留神就会沦入亡种亡国的万劫不复深渊。一切有志之士都在为民族的振兴与富强呼号、奋起、搏击。而教育，当为民族起疲振衰的本源。先贤们大多有此认识，只因当时形势急迫而未能施行，救国甚于启蒙，保种压倒了一切。如孙中山早年在伦敦与严复相遇，严复劝他回国以兴办教育为要，孙中山回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教育固然重要，可来得太慢了，等到初见成效，早已垂暮老矣，个体生命消耗不起呀！于是，孙中山回国后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民主人民共和国。
在此，我们并不想对孙中山当年的选择说长论短，迫于形势的危急，他不得不投身政治与军事。只是政治、军事要人做，教育、文化更要人做。政治、军事可以立竿见影，而教育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封建王朝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兴衰不已，唯有潜在的文化，静静地流淌不息，守护着我们的根本。而文化，又由教育决定与改造。
陈嘉庚置身新加坡，放眼五大洲，苦苦地探索着西方富强的内在根源：“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百人中则占九十六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由此，他得出“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结论，并决定付诸施行。
陈嘉庚携巨资踏上了归国航程，与某些衣锦还乡的成功者相比，他的归来并非为了炫耀，而是投资教育，造福乡梓。陈嘉庚心中装载着的，是国家的振兴与富强，远远超出了个人与家庭的狭隘范围。
他考察了福建省会福州及同安县的教育现状，感到祖国的教育实在是太落后了，学校少，条件差，教学质量堪忧。而他每每所到之处，但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裸体者”。面对此景，陈嘉庚不禁忧心如焚，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少儿与教育无缘，长此以往，我文明古国“恐将退处太古洪荒之世”。于是，他决定以故乡集美为办学试点，从小学办起，尔后中学、大学，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模式。
其实，早在1894年，陈嘉庚的实业稍有起色，收入略有盈余，就出资2000元在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尽管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陈嘉庚捐资办学之始，但惕斋学塾毕竟规模有限，教学内容、方法也与传统私塾没有什么两样。而眼下的兴学，与往昔自不可同日而语，陈嘉庚不仅要扩大建校规模，广泛吸纳学生，还要办成现代新式学堂。
1913年1月27日，乡立集美小学样借陈氏祠堂等地开学了，学生135名，分为五个班，从而结束了集美分设私塾的落后教育局面。然后，陈嘉庚又在村西选址，日夜督工，在短短八个月之内修建一栋木质校舍。于是，学生们告别借读的祠堂，搬进正式校舍。
与此同时，陈嘉庚还创办了女子小学。女子上学，这在集美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儿，为吸纳学生，校长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学校还特地规定，女子上学不仅免费，每月还可获得三块大洋的补贴。
陈嘉庚的办学事业得到了胞弟陈敬贤的支持，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想当年，陈嘉庚第一次应父命前往新加坡时，陈敬贤还不到两岁，而现在，他已出落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并在新加坡有过一番经商历练。为了帮助兄长，1916年，陈敬贤离开新加坡回到集美，开始大规模建设学校。从此，陈敬贤便与陈嘉庚的名字连在了一起，集美学校师生将陈嘉庚称为“校主”，陈敬贤称为“二校主”。
1918年，陈嘉庚从自己的做人准则、办事精神中提炼出“诚毅”二字，作为集美学校校训。诚者，以诚待人，忠诚祖国，大公无私；毅者，以毅处事，果断坚毅，百折不挠，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与体现。“诚毅”二字不仅写在木牌上，刻在石碑上，更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贯穿在90多年来的集美教育事业与发展之中。“树人须百年，美哉教泽长。‘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勿忘，大家勿忘。”无论何时何地，以“诚毅”为本的做人准则伴随着《集美学校校歌》，将永远飘荡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集美学子心头。
以集美小学为起点，陈嘉庚借鉴西方教育文化，建立各种类型的专业学校。为彻底改变福建教育落后的状况，陈嘉庚兴办了发展教育的“工作母机”——师范学校，将招生范围扩大到闽南30多个县，所有费用全由学校包干；为了“力挽海权，培养专才”，陈嘉庚创办了集美学校水产部，后发展为集美水产航海部；为改革旧教育制度，陈嘉庚创办集美商校，并根据学校课程开办实习商店、实习银行，开创店校结合、行校结合的办学模式……总之，陈嘉庚一改传统教育“死读书，读死书”的观念，强调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协调发展，学生“不但要教其识字而已，其他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需要与正课相辅并生”。这样的办学理念不仅在上世纪20年代是一个创举，即使在素质化教育盛行的今天，也有着可资借鉴的广泛意义。
有了小学、中学，陈嘉庚决定倡办一所大学，构筑较为完善的教育学制体系。于是，他带头认捐400万大洋作为启动资金，以创办厦门大学。在他的计划中，大学“二三年后略具规模，即向富侨劝募巨款”。
福建华侨当时资产多达百万、千万者不乏其人，但具有陈嘉庚类似胸怀与境界的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陈嘉庚第一次向一位拥有4万万盾资产的同乡富商募捐失败，又向万隆泗水的两位富侨劝摹为厦门大学建一座图书馆，所需资金不过数万，但也相继遭到拒绝。陈嘉庚不由得仰天长叹：“自助者天助！”失望之余，他决定全力发展自己的公司，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投入教育，独力支撑厦门大学。
为寻找理想的厦门大学校址，陈嘉庚带领一干人马，踏遍厦门岛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位于南普陀寺前东侧的原郑成功演武场成为首选之地。这是一块背山面海、风景秀丽的地盘，陈嘉庚决定将它建成面积两千余亩，可容纳三四万名学生的大学。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学生也不满千人，而陈嘉庚心中却有三四万名学生的宏伟蓝图，其胸怀、气势、眼光确实非同一般。而令人感佩的是，他的规划并非空中楼阁，乃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
1921年4月6日，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首届招生136名。
同年5月9日，厦门大学正式奠基。
陈嘉庚及聘任的校长，都想通过厦门大学而“建立中国最新、最完善之文化”。厦门大学刚刚成立，便拥有许多超乎国内其他大学的优越之处，仅教授薪金就定为三百大洋，远远高出当时一般教授数十大洋的薪金水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厦门大学就吸引了文学家鲁迅、林语堂，数学家姜立夫，化学家刘树祺，物理学家朱志涤等大批来自国内外的一流教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