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以其39岁的短暂生命抗击满清、转战东南，开发厦门、通洋裕国，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真可谓英气勃发、壮怀激烈、风云叱咤，那力挽狂澜、抗御外敌、开辟荆榛的丰功伟绩着实令人回肠荡气不已。
然而，当我将所能找到的有关郑成功的人物传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等认真地研读一番后，不由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觉得郑成功的一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浑洒自如，而是充满了太多的激昂与悲愤、坎坷与艰辛、痛苦与失落。
首先是郑成功的身世，可能就会让那些只闻其名不知其详的普通读者略感意外——郑成功祖籍福建南安石井，出生于日本肥前平户岛，母亲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不过田川氏也不是纯粹的日本人，父亲田川七左卫门，原名翁翌皇，福建泉州人，长期在日本经商，靠锻铸刀剑起家。翁翌皇娶了一名地道的日本女为妻，后成为肥前平户岛主，也就改用日本姓了。尽管如此，郑成功有着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则是不争的事实。
传说郑成功降生时，母亲正在平户千里滨游玩，腆着怀有身孕的肚子在海滩上寻找、捡拾那一颗颗美丽的贝壳。突然间肚痛难忍，来不及回家，举目四望，但见身旁乱石错杂、积垒成堆，其中卧着一块比较平坦的大石，田川氏于匆忙中靠在这块大石上生下了郑成功。于是，当地日本人便把这块石头称为“儿诞石”，还在附近立了一块碑，上书“郑延平王庆诞芳踪”几个大字。如今，“儿诞石”仅存一小堆积石，因与郑成功的人生之初联系在了一起，也就变得身价百倍，成了一处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平户市市长在一次访问中国时，曾将“儿诞石”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信物，分别赠送给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及南安市郑成功纪念馆，作为两馆珍藏文物。
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川内浦市街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1630年七岁时才由父亲郑芝龙接回国内。
郑芝龙是一名威震东南沿海的海盗首领，势力非同一般，拥有帆船1000多艘，兵员七万余人。与那些专靠打劫为生的海盗不同的是，郑芝龙除了抢劫，还从事商贸活动；即便武装掠夺，也带有不扰平民、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某些理想主义色彩。此时的明朝政府，正困于西北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及东北部急剧扩张的满清八旗劲旅，对东南沿海的郑芝龙武装集团实在无暇顾及，只好采取招抚之策。郑芝龙也想借正统之名行事，二者一拍即合，很快达成招安协议，明朝政府授予郑芝龙守备之职，郑芝龙也就摇身一变，由昔日海盗成了朝廷命官。队伍未经改编，地盘没有缩小，性质一仍其旧，却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朝廷的旗号对抗各种势力，翦灭诸如李魁奇、杨六、钟斌、褚彩老等其他海盗商人，实在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交易”。在他的称霸与控制下，东南沿海一带，“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郑芝龙最为鼎盛时期，拥有大小船只万多艘，由招抚前的“富甲全闽”跃升为“富可敌国”的程度。
正是父亲郑芝龙的开创之功，为郑成功此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及军事实力。
郑芝龙虽然陶醉于自己的海盗霸业，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原罪般的耻辱与不安。将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回福建，安顿在老家南安石井，为他聘请了一名专职老师，教他读书习字，希望他换一种方式，远离海盗武装，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郑成功不负父望，15岁升入南安县学，19岁参加乡试，21岁便顺利地考进当时的最高学府——南都南京国学（国子监），成为一名监生，拜大学问家、南都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的人生道路与未来前途，似乎正依照父亲的设计与安排，日益变成现实，一步步地走向目的地。然而，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早已拉开序幕，正愈来愈烈地在中华大地上演。所有生活在东方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经受生活的磨难、生命的砥砺、道德的考验、灵魂的拷问乃至生与死的抉择。
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深刻巨变，既有异族满清的铁蹄践踏，又有农民义军的相互混战，还有明廷内部的残酷纷争，三者汇在一起，仿佛一股吞噬一切的巨大洪流，由北而南、由西至东地泛滥奔涌。
1644年，是华夏民族灾难深重的难忘之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关键转折性质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李自成攻占北京，随着崇祯皇帝的自缢身亡，明廷朱姓王朝走完了它的276年漫长历程；这一年，满族八旗入关，清脆的铁蹄声成为汉人又一次异族统治的可怕梦魇；这一年，福王朱由崧从江北辗转来到明廷南都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可悲的是，面对清军大举南下、迫近南京之势，南明弘光朝的官吏们不仅无所作为，反而陷入派系之争的内讧不能自拔，除了眼睁睁坐以待毙外，根本无暇、无策、无力抗击清军。
仍然是1644年，郑成功及太子监的同学们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不禁纷纷离开南京返回故乡。临行前，郑成功前往明太祖朱元璋墓地明孝陵凭吊。1644年初考入南京学习，年底就不得不黯然离去，前后不足一年。学业未成，壮志未酬，也不知这一离别，是否还能再临南京，念及于此，郑成功不由得更加神伤。
1645年6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弘光政权仅仅存活了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
清军继续南进，汉人的地盘愈来愈小，而反清烽火却越燃越烈。朱元璋的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受到诸多将领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
隆武帝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所倚仗的，主要是以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为主的军事力量。为拉拢重兵在握的郑氏集团，让他们尽力效命，隆武帝不得不一再封侯赐爵：先封郑芝龙为平虏侯，不久晋升为平国公加太师；封郑鸿逵为定虏侯，后升为定国公，拜大元帅。
正因为置身拥有实力的郑氏家族，郑成功也受到了隆武帝朱聿键的特别重视与格外青睐。
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七日，郑芝龙带长子郑成功陛见皇上。隆武帝见郑成功长得器宇轩昂，英俊非凡，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十分赞赏，拍着他的肩膀道：“难得的人才呵，可惜我没有女儿，不然的话，就招你为驸马了。你可一定要尽忠朱家，不忘故国啊！”隆武帝说着，当即赐予国姓，将他的原名改为成功，任御营中军都督之职，在礼仪规格上与驸马相同，后又封忠孝伯。
郑成功祖籍福建，出生的“儿诞石”旁有一棵松树，父母便叫他福松。后改为郑森，取其茁壮、茂盛、兴旺之意。自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改名后，便叫朱成功了。但后人仍用原姓，习惯地称他郑成功。因皇帝赐姓，所以民间又呼他“国姓爷”。
面对皇上亲自赐姓改名、封官晋爵这莫大殊荣，郑成功不由得感激万分，一次陛见隆武帝时，他俯首跪拜，含泪奏道：“臣受厚恩，义无反顾，愿以死报效陛下！”
除了报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母亲田川氏的惨死，也更加坚定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意志与决心。
郑成功七岁那年，父亲郑芝龙将他从日本接回时，自然也想将爱妻田川氏一同迎回。可日本幕府有女人不准出境的规定，田川氏只好继续留在平户。直到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郑芝龙才疏通关系，将郑成功生母田川氏接回福建。可她在石井只生活了一年多，清军就攻入南安，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在冲天的火光与放荡的淫笑中，田川氏惨遭清军士兵蹂躏，“被淫缢死”。
郑成功闻讯赶回故乡，抱着母亲尸体，剖开她的肚子，掏出肠胃，用清水洗涤干净，重新放入腹中，再行归葬。“质来洁来还洁去”，母亲受辱而死，郑成功悲恸至极，采用“倭法”还其洁净，用一种在国人看来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挚爱，对清军的愤恨。
清军如此之快地占领福建侵入南安，实则与郑芝龙密切相关。
郑芝龙以海盗行径奠定基业，深知实力之重要。没有实力，在一个政治腐败、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你什么也别想干。因此，正义责任、诚信忠贞之类的荣誉与训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保存军队、扩充实力。于是，一旦遭遇风险，郑芝龙那注重实利、首鼠两端的本性便暴露无遗。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领军御驾亲征，命郑芝龙扼守出入闽地的重要关隘仙霞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清兵主力逼近仙霞关时，郑芝龙竟未经一战，就全线撤兵，“拱手奉山河”，使得清军从容过关，轻而易举地攻入福建，直接导致朱聿键兵败身死，隆武政权迅速覆亡。
郑芝龙为了继续保全实力，保住这些年苦心经营的财富，在清廷征南大将军罗托的利诱下，决意效仿明朝招安前例，故伎重演。于是，郑芝龙下令闽军全部南撤，仅带500士兵前往福州受降。为表忠心，他还“密献舆地于大清”。郑芝龙一降，闽东南屏障尽失，清军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南安民众以为郑芝龙做了降臣，故乡可以免遭涂炭，也就未加任何防备。不曾想清军暴掠成性，进入南安后兽性大发，烧杀掳抢，无恶不作。郑芝龙一念之差，不仅累及乡亲、爱妻，也将自己推向险恶莫测的边缘。清军担心纵虎归山，并没有将他放回，而是挟持北上，在北京软禁起来。可怜一代豪杰，从此失去人身自由，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地的可悲下场。
是随父亲降清，还是举起抗清义旗报效皇恩，为母亲复仇？忠孝不能两全，郑成功不得不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其实，郑成功对父亲拥兵自重、保存实力一直反感，对降清一事，更是极力反对。无法劝转父亲，又担心自己受到挟制，郑成功偷偷渡海逃到金门。郑芝龙受降前夕，专门派人前往金门劝说儿子与他一道同行。郑成功当即手书一封：“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背叛、变节。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着丧服而已。”在忠与孝之间，郑成功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当郑芝龙受制于清廷软禁于京城之后，又多次写信劝儿子投降。郑成功心里十分清楚，他越是对南明朝廷尽忠，父亲的生命也就越发危悬，离孝道也就越走越远。
投笔从戎，武力抗清，不仅是忠与孝之间的抉择，也是郑成功个体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抉择。尽管他在日本从小就喜欢武艺，“学剑道于指南花房某”，回国后继续操练剑术，还喜读兵书，尤爱《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但就本质而言，郑成功算不得武士，也非军人，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儒生。从读书习学的儒生到征战沙场的武将，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转换，更是一场从外表到内心、从性格到行动的艰难转型。
国恨家仇犹如一把烈火，煮沸了郑成功的满腔热血，除了高举义旗、矢志抗清外，他已别无选择。于是，郑成功脱下一直穿在身上的儒服，带往南安孔庙烧毁，然后对着孔子牌位，痛哭失声地跪拜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
一番祭告过后，郑成功站起身来，再向孔子作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带着90多名追随者前往广东南澳募兵。
南澳岛上的驻军原为郑芝龙旧部，郑成功振臂一呼，他们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拥有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
1647年初，郑成功将募集的军队从广东南澳带到厦门鼓浪屿，大会文武群臣，举行誓师仪式，升起“杀父报国”大旗，正式走上武装抗清道路。
独撑东南困局的历史性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年仅23岁的郑成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