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石顺流而下，不过两个多小时的水路，蕲州镇就到了。
上得岸来，行不多远，便是“李时珍医药一条街”。街道笔直，由西而东向雨湖伸展。街道两旁，耸立着清一色的具有明代风格的仿古建筑。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朱色门窗，虽为后人借重李时珍之名所建，但也甚为别致，颇有几分看头。医圣楼、时珍大药店、药商楼等建筑，将历史与现实、医药与贸易、纪念与商业、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街道长长的，我缓步而行，感到脚下伸展着的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长街。鄂东重镇古蕲州，也算得上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了，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该晃动过多少英雄人物的身影，留下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呵！可是，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与选择中，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一时的显赫、外面的虚华、多余的杂质全被历史冲刷得一干二净，而经受住考验存留下来的积淀与结晶，总是一些亮闪闪的无价之宝。在一个封闭、隔绝的明代皇朝，在一个科技饱受冷遇的社会，李时珍凭着个人的天才禀赋、社会良知、坚韧毅力，垒起了一座个人的、时代的高峰。历史选择了他，历史造就了他，同时，历史在将他身边的一些杂草败絮、浮华喧嚣冲洗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也更加凸显了他。观赏街道两旁的景致，我仿佛看见了李时珍无所不在的身影；略显湿润的空气里，我分明嗅闻着一股浓烈而熟悉的草药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百年来，蕲州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流水，包括头顶的天空，都浸润在李时珍的氛围之中。蕲州以它的灵秀与丰韵推出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医圣，而这位医圣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蕲州、改变着蕲州，同时塑造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意蕴的新型蕲州。
走过长长的医药一条街，尽头便是雨湖了。李时珍正是诞生在雨湖西畔的瓦硝坝村，其煌煌巨著《本草纲目》，也是避开闹市、结庐雨湖潜心构撰而成。雨湖在李时珍的一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今日雨湖，依然是那么清秀，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渔舟往来，湖边已无昔日那茂密的芦苇，但岸畔的依依杨柳与水边的田田荷叶、艳艳荷花，更具风采。
一条名为“李时珍大道”的土路横穿雨湖，它像蕲州农民扛在肩头的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李时珍陵园，一头担着蕲州镇区，将它们紧紧地连为一体。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曾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的李时珍陵园。
1593年，七十六岁的李时珍与世长辞，后人将他安葬在雨湖东畔的蟹子地，与故居瓦硝坝村隔湖相望。解放后，以墓区为基础逐步扩建为李时珍陵园，由药物碑廊、纪念馆、药物馆、百草药园及墓区等五部分组成。
陵园入口处便是山门。每到一处风景名胜，我总是绕不过“山门”这一极具民族特色却又千篇一律的建筑。山门之本意，原为佛寺大门，因佛教寺庙多建山间，所以就有了“山门”之称。无山无寺，为何也要建一山门？对此，我未作过较深的研究，只有归于佛教普及与世俗化的结果。
进入山门，即为药物碑廊，长方形院落，三面长廊，内壁嵌入镌刻着的《本草纲目》序言、蕲州八景及药物图案一百八十多种。纪念馆内立有一座两米多高的李时珍全身塑像，陈列着大量介绍李时珍的实物与图片。百草园占地十五亩，植有中药材一百多种。
最为丰富的，当数药物馆。呈“Ｕ”形的两层建筑内，共分四个展厅：历代名医塑像及其著作展厅，这些名医包括神农、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苏敬等十人；植物药物标本展厅，共有标本一百八十多种；矿、动物药物标本展厅，有虎、熊、鹿、扬子鳄、各种鸟类及“蕲州四宝”中的蕲蛇、蕲龟活标本；中成药成果展厅。
来到李时珍墓区，见到的是两座合墓，一为李时珍与妻子吴氏合葬，一为其父母合墓。墓后树木苍苍、青翠欲滴；墓前耸立着一座洁白的李时珍半身塑像。我抬头仰望塑像，久久地凝视着，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严峻的面容一时间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医圣的，除李时珍外，还有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晚期的著名医学家，河南南阳人。他从小就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现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种。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诊断与治疗两个方面。他建立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诊断八纲”及汗、吐、下、和“治疗四法”，已成为后代诊断治疗之准绳。
两位医圣，中间相隔着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历史。时代迥异，专攻有别，一为诊断治疗，一为中药本草，但透过表面深入内里，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人研究的课题实则同一：整理前代的医学成果，纠正谬误，清除日渐附加在医学上的巫气、仙气与妖气，正本清源，补充新的发现和内容。也就是说，医中之圣者如张仲景与李时珍这样的杰出人才，在中医学这一领域所能做的，并非开拓性的研究创举，而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此外，中医学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在大集成的过程中清除巫术风水、道教仙怪等神秘之气侵袭而笼罩其上的迷障。
中医何以一至于此？
考诸起源，中医与我们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神农尝百草这一远古传说，就已包含了中国传统医学诞生的基础——丰富的草药资源。形形色色的花草植物所具有的各种药物效用，在生产实践中为人们一一掌握，日积月累，中医学渐成胚胎与雏形。如果没有广袤的国土、优越的环境与繁多的植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的传统医学。一个狭小的国家、单纯的海边区域或沙漠地带无论怎样也产生不了中医科学。
由草药到人体、由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中医的源头一旦形成，日益丰富的经验与不断提高的认识便亟切地呼唤着理论的升华与总结。这时，中国早熟的传统哲学思想便介入其中了。对此，我们也可视为中医理论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哲学、文化予以指导、把握、涵盖。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就是说，中医学的形成过程，也即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思想与文化的整合过程，精华与芜杂共生共存。
于是，中医理论直接引进了朴素的“元气”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这些理论用某些特定的属性和关系解释所有事物，便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事物的不同属性与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比如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归类万物，未免牵强附会；把事物运动的周期性视为五行相克的封闭圆圈，不免平衡绝对，解释病理现象有时甚至得出荒谬的结论。再则，神异巫术、风水学说、道教仙丹等封建迷信大多也建立在元气、阴阳、五行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也就难怪中医学不时充斥着一些邪端异说了。
与中国的儒、道、墨等传统哲学相仿佛，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构架一经形成，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是修改增删古人建立的理论原则与框架，而是通过运用已确立的理论来解释具体的、新的经验事实。具体而言，中医学的理论集大成主要就是一部《黄帝内经》，我们可以将这部著作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圣经。比如说，明清以后的中医对各科疾病的分析诊断治疗肯定超过前代，但这并不等于明清的中医理论已超越过去，只是明清的医家运用中医理论对这些疾病做了具体的、前人所未及的解释而已。而张仲景、李时珍所做的，也只是运用《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从某一方面对其进行具体而微的解释。直到今天，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大体仍在沿袭《内经》。
而西医理论的发展就不仅表现为对新事实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更通过新经验提出新的理论，使原来的理论得到补充或修正，甚至推翻重建。中医理论属思辩型，而近现代的西医理论属实证性，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中医发展影响最大当数儒学，儒学崇古尊经的保守主义作风阻碍了中医的创新；儒教的“孝”、“恕”伦理观阻碍了解剖学的产生，导致了形态医学的窒息；儒家重实用的作风决定了中医学朝着实用化、经验化的方向发展，束缚了理论医学的进步……
对中医的理性分析至此，我的思维又回到了李时珍身上，不禁想起了当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他的评价。
李约瑟不仅认真地研究过李时珍，还于1980年9月亲身前来蕲州，考察李时珍故土，参观李时珍陵园，并兴致勃勃地站在一株被他称为“奇草珍药”的蕲艾前留影纪念。
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的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攀登到本草著作之顶峰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我揣摩着这段话所包孕的含义，理解有四：一、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走入极端进入了死胡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此作了精辟、系统的分析；二、自我封闭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明朝统治者继续陶醉在唐朝帝国的博大与辉煌中醉生梦死、作茧自缚，不知西方世界早已突飞猛进；三、医学即为明代科学成就的峰巅；四、李时珍置身于特有的时代与环境中，已达到了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极致。
李约瑟在高度赞颂李时珍时，其用语相当客观、公允而独到。
我仰视着李时珍的伟大，同时也在解读着他那那远眺的目光与严峻的面容。
他在眺望什么？是否渴望着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他为何严峻如斯？是为传统医学几千年的蜗牛爬行而焦灼，是因自己在一部近二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伤感，是为《本草纲目》又被后人奉为圭臬而停滞不前所苦恼，还是其他我无从解读的内心隐忧？
大音稀声。
李时珍无言，就那么象征性地立着、望着，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无法确认的变量函数。
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四百多年过去了，中医学发展至今，仍在《内经》的医学理论框架中兜来转去；他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后，又变成了一座新的“珠穆朗玛峰”，后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来一些修修补补，加点儿作料与盐巴。
李时珍是多么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纲目》、一部新的中医巨著横空出世，超越他在四百年前垒立的这座高峰呵！
而要超越地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只有通过飞机、卫星、宇宙飞船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离开地面、升向蓝天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