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44年清军入关统治中原，满汉之间的种族矛盾一直不断。“扬州十日”，清军杀害数十万百姓，将一座历史悠久的繁华名城扬州夷为废墟；“嘉定三屠”，又是惨无人道地屠杀民众二十万；清军的残暴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他们以“反清复明”相激励，斗争波澜迭起，绵绵不绝。后经所谓的康熙、乾隆盛世的融合，种族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先辈的血恨一直积淀在后人心头如一条巨大的潜流汹涌不息、澎湃不止。特别是满清政府强迫推行的剃发留辫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同化各族民众的目的，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反而被汉族人民视为耻辱的象征，仿佛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民族的深仇大恨。
鸦片战争后，人民日益觉醒，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而清廷仍然陶醉在天朝帝国的迷梦之中，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此时的有识之士，酝酿、宣传、提倡的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清朝统治，只希冀求得一点有限的民主权利，推进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而这也得不到清廷的“恩准”。满清朝廷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采取残忍的高压政策。洋务运动流产，戊戌变法失败，唐才常的“勤王”自立军遭到镇压，一系列改良运动的失败使得爱国志士终于认清了满清王朝的本来面目，他们毅然丢掉幻想，抛弃改良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潜隐着的满汉种族矛盾，再次跃出地表，“反清复明”的口号升华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１９０５年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武汉虽然具备了革命的基础与前提，却不足以自觉地转换成摧毁清朝的打击力量。还需革命党人的有力“催化”，才有可能过渡、发展到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武昌首义。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但他们无不景仰孙中山与黄兴，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与政治纲领，并以此号召、组织群众。
湖北革命组织由吴禄贞等人于１９０３年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设立的反清秘密机关，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此后，又有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一个组织被破坏，新的组织随之诞生，湖北党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后由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联合，组成统一的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湖北党人脚踏实地，“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采取的革命路线，既非耸人视听的暗杀主义，也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急于求成，在条件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到处出击，动辄发动武装起义，而是长期深入底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稳中求进。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往往都是革命党人身先士卒，与清廷军队展开殊死搏斗。而湖北党人深深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真谛，他们活动的目标就是新军——引导新军、利用新军、发动新军，将其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对抗满清王朝。武昌起义的所谓内爆型革命，不仅单就地理方位而言，也包含着从清廷“内部开花”之意。
湖北党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不少革命党人先后投身新军。
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共计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约一万五六千人，其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党人基本控制了湖北新军。因此，一旦举事起义，就掌握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武装，而新军所具有的民主思想与革命目标又使得他们的行动远远超过了过去旧军队的哗变闹事。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频繁，目标越来越大，势必引起清廷的密切注视。慈禧生前就曾说过：“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运动新军的目的已然达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延宕时日，一旦有变，就很有可能错过机遇，被反动统治剿杀。
湖北的革命运动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而其他各省的革命运动却一时难以到位，为了收到同时发难一举推翻清朝之效，湖北党人只有继续潜隐、发展壮大。
就在这时，清朝欲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将率湖北新军第十六协之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入川镇压，而这两标（团）中的革命分子较多，一旦调离湖北，将严重影响革命党的起义行动。为此，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六十多人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２４日在胭脂巷召开大会，因元朝末年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党人决定利用这一民间传统，提前于农历八月十五（即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６日）发动武装起义。
偶然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了一根“咝咝”作响的导火索。
然而，就在当天，武昌南湖炮队的革命党人因与官长发生矛盾，二十多名共进会员大闹营房，引起清朝当局警觉，严加戒备。一时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革命党人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准备工作无法进行，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革命党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寻求良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而紧张地进行着。１０月９月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１４号秘密制造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事故。俄国警察闻声赶来，藏匿房间的炸弹、旗帜袖章、党人名册、文告印信等用于革命起义的物品全被搜走。
租界是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畸型产物，具有复杂的两面性。它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设置的巡捕房等形成了典型的“国中之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的屈辱象征；同时，它又是一张发展革命的“温床”。革命党人正是依赖国际公法中有关保护政治犯的条文，借帝国主义的国土开展海外革命活动，利用租界以作内地革命的掩护地盘。实在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庇护场所”，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革命能在铁板一块的清朝封建专制下获得成功。此外，西方列强利用租界这一国中之国的优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尤为突出，仅以汉口租界而言，教会医院使得先进的医术、西药、化学全面进入湖北；教会学校成为湖北新式教育的滥觞之地；租界的西方建筑使得中国的老式建筑黯然失色，群起仿效，位于武昌的湖北咨议局即为典型的湖北仿西式建筑，此后，湖北地方政府基本上接受了租界所展示的近代城市文明的整体规划与布局；湖北当局受到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刺激效仿租界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受外国在汉报纸等新闻事业的浸润，湖北先后创办报刊一百多家，极大地开启了民智，成为湖北中西文化融合之先导……
就一般情况而言， 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往往抱有同情甚或是支持的态度。而这次的汉口俄租界当局却与清廷警方沆瀣一气，他们不仅逮捕革命党人，还将宝善里搜出的革命信物全部转交给了湖北地方当局。机密全泄，新军起义顿时陷入危机，湖北革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于是，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当机立断，决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起义。
然而，命令还未送到，起义总指挥部就被清军破获，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于１０月１０日凌晨慷慨就义。
湖广总督瑞澄并未就此罢休，他下令戒严，封锁城门，按照名册大肆搜捕，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形势万分危紧。当此之时，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在逃未返，参谋长孙武因伤就医，刘公隔绝在汉口，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运动的大都是下级军官与普通士兵，指挥部不健全，主要领导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改变，各路新军一时难以统一行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被逼上了绝路的革命党人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他们决定破釜沉舟，奋起反抗，死里求生。于是，起义的关键变成了千百士兵的自觉行动，他们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
１０月１０日晚，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并按原定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掌握了起义的主动权。驻扎武昌的新军各兵种标营及各军校学生主动响应，齐集楚望台，总数三千多名。这时，起义临时指挥部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
湖广总督瑞澄与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凭借仍紧紧控制着的军队、警察共计五千的优势兵力，企图固守督署待援。起义部队进攻多次受挫，直到炮八标由南湖开入城内，战斗才出现转机。炮队在中和门、蛇山建立阵地，发炮轰击督署，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大多越墙逃走。起义士兵又以木柴、煤油在督署附近纵火，火势烧至署厅大堂，残敌顿作鸟兽散。瑞澄仓皇失措，赶紧命人凿开督署后面围墙，携带家小心腹，在一排卫兵的簇拥下逃往楚豫号兵舰。
攻下湖北政治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督督署，下一个目标即为经济中心藩署，以占据银库，为革命的顺利成功奠定经济基础。
１０月１１日拂晓，工程营发难还不到十二小时，起义新兵就占领了武昌全城；１０月１１日晚，汉阳驻军反正，民军抢在清军之前占领兵工厂，保证了武汉战守及邻近各省起义的军火供应；１０月１２日，汉口驻军起义。至此，被长江与汉水分隔开来的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首义虽事起仓促，群龙无首，但来势之猛，胜利之速为历史所罕见。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了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文化传统使得每一国民的骨髓里头都潜伏、沉睡着一种独有的成就伟业的卓越智慧与优良素质，我以为这就是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东方睡狮”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这种卓越的智慧与优良的素质一旦被激发、被唤醒，必如日月横贯长空，如雷霆震憾寰宇，中华民族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目的不能达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