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他们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州、镇南关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缺乏内在动因，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直接威慑、震憾、推翻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他们只好选择中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或可逃亡异国它乡。
内地革命起义，生存与死亡、发展与毁灭、成功与失败的机会相依相存。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直接推动、导致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爆发与成功，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其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之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狭，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教育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自然成为势力圈竞争的中心。他们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１８８９年出任湖广总督后，严厉推行“湖北新政”，经过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更是使得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互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中心。
湖北新政主要由新式教育、近代工业、新军三大板块组成。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以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秀才、进士显然不足以堪当洋务之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新式学堂的早期学员大都由传统士人转化而来。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０５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四万八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朝末年的二十年间，最少有两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清末全国共有学生三百余万，仅湖北一省就有三十多万。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资产阶级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有了人才，引进西方技术设备 湖北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具有近代色彩的大规模工矿企业。其中尤以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制铁厂最为引人注目，“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两百多家民族资本工业。
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在汉的四十多家工厂、一百三十多家洋行、近十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担负后勤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惟有练兵与修筑铁路两事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着”。因此，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地编练新兵。
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科技管理及价值观念；科举废除之后，一般知识分子只得另谋出路，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由此，湖北的新军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接受革命思潮提供了条件。
于是，一个迥然不同于旧式绿营、勇营的新式军人集团诞生了。清朝末年，湖北已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一万六千多人，且大部驻扎在武汉地区，成为一座一触即发、彻底埋葬满清王朝的巨大火药库。
此后，湖北新政作为成功的样板推向全国，而那些“代练新军”人员，全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武昌首义爆发，他们很就成了该地响应革命的重要人物。
民间常以“秀才造反”这一熟语讥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妄想之举，而秀才一旦与国家的暴力工具军队相互结合，就具有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神奇力量，成了清朝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湖北新政造成了文化的逸轨，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的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联合组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一致要求突破僵硬顽冥的封建专制。革命的种子只有找到武汉这块合适的土壤，才有辛亥首义的猝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