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已拥有曾侯乙编钟这样宏伟壮观的乐器，具有了相当丰富独特的音乐理论。如果依此继续向前发展，今日中国音乐之发达，当遥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令我们丧气的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即以乐器而言，中国民乐队中的绝大多数乐器并非中国本土所造， 都属“外来户”。

比如中国乐队里的核心角色扬琴，本名叫做“德西马琴”，诞生于西亚的亚述与波斯。它先是被十字军带到欧洲，约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再由欧洲人经过海路进入广东，然后传遍了中国大陆。因从西方而来，刚开始，大家都把它称为“洋琴”，时间一长，就改为扬琴了。

比如琵琶，我国也曾有过一种名叫“琵琶”的乐器，不过那是青铜做的，与现在的琵琶完全是两回事。它诞生于公元前１０５年，在唐朝就失传了。今天的琵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在那儿名叫琉特琴，由印度经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国，因它神似已经失传的琵琶，就把“琵琶”一名送给了琉特。在中国扎根的琉特不仅换了一个中国古乐器名，还以它的竹木为材料，繁衍出大阮、中阮、三弦、秦琴、月琴、柳琴等庞大的“琉特家族”。

再比如民间非常流行的唢呐，无论北方、南方的节庆日子及红白喜事，农民兄弟总是鼓足腮帮，灵巧地按动指头，吹出一片悠扬婉转的别致天空。在大多中国人眼里，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它会是一个“舶来品”。其实，你只要瞧那名字，就会联想到“咖啡”、“可可”、“坦克”等外来名词，想到“唢呐”也是一个音译的产物。唢呐源于伊朗，它的别名“祖尔奈”、“苏尔纳”也与阿拉伯语的译音相近。

还比如二胡，在我的生命中，对二胡一直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家乡为农的艰难岁月里，锯开一段楠竹，蒙上一块蛇皮，插上一根木杆，以胶线为琴弓，在小镇文具店买来两根弦索，一把自制的二胡就这样诞生了。它曾陪我欢乐伴我忧愁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的心里，一直以为它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国粹。不久前见到一份音乐资料，才知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二胡诞生很晚，于１９２７年才问世。那一年，刘天华把江南的“南胡”带到北京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加长琴身，扩大音域，加大把位，才变成了一种音量大、音域宽的民族乐器，它的经典作品《二泉映月》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才得以诞生。此后，广东才有了大胡和低胡。

……

若将以上一大批“主力军”从中国音乐世家中“清除”出场，那么，中国乐队的舞台就显得空空荡荡的了。毋庸讳言，在中国乐队中，乐器不是“外来产品”，就是近几十年的“新货”。

那么，中国的民族乐器都到哪儿去了呢？

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失传了。

我国古代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八类，也叫“八音”，即金、石、 丝、竹、匏、土、革、木；按演奏方式，又可分为打击、吹奏、弹拨等三类。这些古代乐器，有的长期失传，如“滥竽充数”里面的“竽”，今天我们就无法见到，可当时，包括南郭先生在内的乐队可是一个拥有三百人的庞大乐队；如筑，我们只知它曾被高渐离当作武器砸向秦始皇，现在连它的形制、构造都弄不清楚了；再比如埙，据说吹出的音调特别苍凉、古朴、深厚，今天也难于见到；还比如笳、排箫、咎鼓等，也都流失不见了。而现存的一些远古乐器，因时代、社会的变更，它们的价值与地位也在不知不觉地退居陪衬的次要地位。

两千四百多年前，当巨大的编钟在中华大地神采飞扬之时，素以高度文明闻名的古希腊的代表乐器不过是一种牧羊人吹奏的双管“奥罗斯”；当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盛唐音乐已拥有万人以上的“音声人”（即皇家乐署人员）和风格各异的“十部乐”时，欧洲音乐还处于蒙昧时代。然而，约在一千年前，欧洲的宗教音乐崛起了，古典和声出现了。特别是到了巴赫、亨德尔时代，欧洲音乐突飞猛进。

近一千年来，欧洲已走过了以旋律为主、旋律与和声并重、以和声为主等三个发展阶段。和声的地位日益显赫，音乐作品在和声的作用下构成了一座座精美的“立体建筑”。而中国的和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旋律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中国传统音乐中，不论声乐、器乐，还是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音乐、民歌音乐、古典乐曲，都以其旋律优美取胜。

我国音乐在战国时期以编钟为标志，就已步入成熟之期。而汉、唐两代，更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两座巍然耸峙、令人仰视的高峰。此后，中国音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乐器失传，理论枯萎，规模缩小，统治者禁锢……一旦衰颓，大有覆水难收之势，一下子就滑入了历史的深谷低迷徘徊。似乎就在同一时期，而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是，西方音乐却在一块滋润、肥沃的土壤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边是发展，一边是衰颓，时间一长，距离越拉越大，反差也就显得更为突出。西洋音乐伴随西方物质与文化对中华大地的猛烈冲击，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