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劲、浑厚而博大的雄风过后，天空似乎显得格外的寥廓与明净，大地似乎变得特别的空旷与宁静，生命中应有的热烈与激情、智慧与才华、创造与豪迈仿佛已被先祖列宗们提前支取而挥洒殆尽。
这，便是我置身荆楚山水天地间的切肤之感。
我在古楚国腹地荆州一个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古朴、闭塞而偏僻的乡村长大。那里至今仍不通汽车，唯有一条条细长的土路与外部世界相通相连，村民们在顺乎四时及生老病死的循环中，在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生活轨道上既无奈又执着地生存着。天空游移的云彩，田园驯顺的老牛，沟渠缓缓的清流以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村民们所构筑的田园宁静氛围沁入我生长的每一时刻。这里，难道就是两千多年前曾经创造过世界第一流文明的荆楚腹地？这里，难道就是曾经搅动历史的荆楚雄风之漩涡中心？多少次，我独自一人仰望长空，情不自禁地大声追问。然而，回答我的只有那一声声悠悠绵绵的回音。我喊出的声音撞在一堵肉眼无法看见的厚墙，又给反弹回来了——这是一种深沉得无法化解且带有几分恐怖色彩的异化宁静！
尽管怀疑，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却是那么真实而无可更改。楚国的先民们在我宁静的故乡，确曾挥洒过生命的狂热与激情，建立过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创造过异彩纷呈、泽被后世的荆楚文化。
面对辉煌的历史，我的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股莫名躁动的生命潜流。只有站在狂风骤雨、雷电交加的旷野，在一股股充塞天地的呼啸暴风、一阵阵水天相接的瓢泼大雨、一道道掠过长空的炫目闪电、一声声震耳欲聋的轰鸣雷霆中，我才多少感受到了当年楚国的雄奇与宏伟。
于是，我的心中便有了一种探究荆楚文明之源、再现当年奇风异彩、追寻荆楚雄风足迹的强烈渴望。
十八岁那年，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农村生活，步入了喧嚣而躁动的城市。从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构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有目的初始阅读中，一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得我热血沸腾、回肠荡气、“天眼”大开。从此，我才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再长在别人的肩上，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
关于出游，我在收入本书的《走出古隆中》一文中曾经写道：
我惯常的游览方式，便是独自一人，身背行囊， 寂寞地行走在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间。而我的内心，非但没有寂寞，反而时时涌动着一股奔腾的激动与昂扬。我沉浸在当时当地的气氛环境中，或独立思索，或与自然山水对话，或与圣人贤哲进行一场场充满睿智与机锋的辩论。我在这不断的思索、对话与辩论中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独特享受，而人，也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得以超越和升华。
十多年来，我的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但走得最多最熟的，还是给我以生命之源的荆楚大地。
从三峡到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西塞山，从诸葛亮故居古隆中到陆羽纪念馆、禅宗五祖寺、闻一多纪念馆、李时珍纪念馆，从古楚都纪南城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纱帽山、东坡赤壁、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而我的工作与生活之地，也经历了从荆州而黄石、武汉。我踽踽独行在一条寂寞漫长却又一时难于抵达的艰难旅途，也就不难理解余秋雨先生为何要将他在漂泊旅程中写下的一篇篇才气横溢的散文结集名为《文化苦旅》了。
我苦苦地行走着，同时更在苦苦地思索着。
作为楚国文化有机部分的青铜文明曾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雄浑奇崛、辉煌灿烂的交响诗篇，却为何没有形成中华民族的科学之源？陆羽首开茶文化之先河，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茶潮”，可在国内，不论茶的物质形态，还是文化精神，却反而落后了，原因何在？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集我国中医学之大成，可从此以后，中医学却鲜有发展，在西方医学无情而致命的冲击下，中医几近摧毁，这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中国化的禅宗为何经由日本的发扬与光大才在西方世界卷起了一股“禅宗热”？诸葛亮唯有走出故居古隆中，唯有“参政从政”一途才能实现他人生的终极价值吗？大禹时代，先民们就已具有了治理洪水的成功经验，为何四千多年过去了，长江水患却愈演愈烈，成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之一？以武昌首义而触发的全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主宰中国历史命运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何封建专制的阴魂仍然笼罩在民族上空久久不散？音乐在战国时期，就以楚国曾侯乙编钟为标志步入成熟时期，此后，为什么中国音乐却渐成衰颓之势滑入历史的深谷一直低迷徘徊？……
从荆楚大地灿烂文明所引发出来的思索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怎么也挥散不去。于是，我索性由此生发开来，从古到今，由家而国，从湖北到全国，从中到西，纵横驰骋，上下摆阖，展开了一番别有韵味的探讨。
我以为，导致民族落后与国势衰弱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化体系与社会机制出了“毛病”。
自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始，中国的命运就由冥冥之中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
儒教是所谓的古代圣人孔子一次性完成的艺术古董，他讲究的是“述而不作”。当述而不作上升为全民的指导性思想时，整个民族，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创造性与活力，从上到下地变得“阳萎”起来。
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只知守成，不懂创造的民族能在竞争日剧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更不用说永葆青春活力长盛不衰了。
而诞生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体系，是与专制、愚昧、礼教、等级连在一起的，其中最为缺少的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现代文明精神。儒教的所谓知识，对于自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些伪知识， 是仅仅做人的道德伦理知识。儒家注重实践的急功近利态度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的理性思辨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科学的落后。从严格的理论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有的只是工艺。即以国人长期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而言，说到底仅属工艺的范畴。
儒家也有民主，但其民主是“为民作主”，是一种统治者高高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肆意践踏人权的“民主”。
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从来就没有什么平等与自由可言。
儒教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家庭的延伸，即所谓的“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有一家之长，国有一国之主；家庭有父子等级，国家有君臣之别；家庭讲求礼治，国家也就以礼代法，封建官僚教训子民常常动用的就是与父亲抽打儿子屁股同样类型的刑罚。直至今天，地方官员仍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父母官”。
由此可见，在缺少现代精神的儒教文化体系中，怎么也生长不出现代文明的优良种子。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而彻底地挣脱儒教的束缚，不能完善与健全正常的社会机制，必将永远处于封建愚昧、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
然而，儒教的务实性与世俗化却又与现代的某些精神并行不悖，它的主要内容也无法证伪。因此，尽管历来反孔的呼声不断，却一时难于使之达到摧毁的地步。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已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积淀得过于深厚，随便抓起一把泥土轻轻一捏，也会挤出一些封建的汁液。封建意识与专制残余只要稍不留神，一遇机会，它们就会死灰复燃。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与文化的怪圈，重建中华上古文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