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浙江景宁，是在夜里。

也似乎只有夜，才能够足以抵达心中对畲族先人的想象。他们是宁静的、朴素的，就像现在景宁静谧无声的夜。

也未必完全是准确的。自从进入景宁县城，这一路之上，除了我们一部车在浓荫的街巷滑行的声音外，分明还有湍急的水流声从身边清脆地响起。就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陌生，却不约而同在夜的黑中支起双耳，相互倾听对方的行动。

直到下榻山哈酒店，从霓虹灯闪烁的夜光中转醒，才突然明白，这一路如影随形的水，便是赫赫有名的鹤溪水了；也才在与人不经意的交谈中醒悟，何以一座城的夜能如此宁静，只因至今，它穿行于街头巷尾最多的，是人力车。

于是心中蓦然升腾起一种感动，仿佛我果真来到了前世的鹤溪，那几百年前我的畲族先人从福建迁徙而来，在景宁最先落地生根的所在。

二

已很难想象我的畲族先人是如何“食尽一山则他徙”来到鹤溪的，这一年，有较明确史志记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鹤溪有着与它的名字相称的外部形貌，它天然、美丽、悠远、宁静，还有一丝神秘的仙气飘散其间。卵石、土墙、木架围砌的山寨散落在溪畔山野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除山歌之外，都在口耳相传着先祖的先祖留下的故事，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将故事的真相讲述清楚。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汉代隐士浮丘伯，在土墙瓦寮下聊着说着的人们，有谁会去在意他是秦汉年间从旧儒学到新儒学发展历史中发挥着承前启后关键作用的大人物呢？又有谁会去想象，当年他曾当着朝中群臣的面，痛诉秦始皇“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而令秦始皇哑口无言呢？说到底，浮丘伯他只是一介隐士，抑或本身便是神仙呢，他从东海蹁跹而来，与他左右相伴的还有两只神鹤。这是多么适合汉初崇尚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人生境界的一处胜地呀：四野青山环绕，林木何其葱郁，有清泉从敕木山汩汩而来，向西北汇而成溪，又将此山坳平畴处切割为南北两片，果然“两山夹一水，众壑闹飞流”之奇峰秀逸之所啊！既然有仙鹤沐于溪流，那就叫溪为鹤溪吧；既然有了鹤溪，那就以溪为名，不妨就将此地命名为鹤溪村吧！

古老的故事一直就这样传说着，直到民国，人们才知道，浮丘伯在历史上确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时的《正报》有一篇文章这样讲述：“景宁是一座极偏僻的山城，丛山拥抱，在苍翠叠叠之中，山奇水秀的地方，还有很‘神秘’的古迹——浮丘伯钓台……钓台在县前，离城仅半里，有鹤溪腰带其侧，草木际天，风景极其优雅。相传浮丘伯养有二鹤，双飞双宿于其间，故有鹤溪、沐鹤溪之谓。”及后文章又说：“君若问浮丘伯是何朝代的人，姓甚名谁？即使是本县的人也是莫名其妙，大概均认为是个‘神仙’罢了。就是在志乘上，也没指出浮丘伯的确切来历，亦仅说是‘神仙’，总没一处讲清浮丘伯其人。在现时代，说‘神仙’的‘神话’又有谁来相信你呢？终于在民国十九年间，本县纂修县志时，总编辑柳景元先生经多方考据，确认浮丘伯确有其人，不是什么神仙。柳君发掘历史的窑藏，作《浮丘考》一文，刊于新县志上，从此之后，再没有人去信那神话的传说了。”

然而，作为从福建第一个踏进鹤溪的畲族先人的事迹，至今仍在传说着一些迷离的故事——

他是雷进裕。明万历年间，灾荒连连。雷太祖进裕公万般无奈，挑起祖担，携同4个儿子从福建罗源出发，踏上艰难的迁徙之路。已是多少次这样说走就走的迁徙了？雷太祖显然不太在意，身上的畲族血脉告诉他，当一个地方的土地贫瘠不足以再耕种，当一个地方官府的赋税沉重到不堪以负担，便是手持高辛帝《敕书》，“只望青山而去”的离日了：“自耕林土无粮纳，做得何食是清闲。山上人多难作良……走出山头受苦辛。”

畲族《敕书》是这样说的呀：“楚平王敕出钟太后……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过山产为业。自带妻子，经过各州、府、县、卫所、衙门、水路关津、把隘、屯堡、官兵、里甲人等，验实放行，毋得阻挡，强取瑶人财物。”

于是除农具之外，在祖担之内慎重地装进宗房支系的祖宗香炉、祖图、祖杖、族谱，还有笏板、铃刀、龙角、铃钟、神鞭等法器。祖图是将忠勇王出生、平番、受封、招亲、生育三子一女到辞官、打猎殉身等，彩绘成连环画的长轴画卷，它是畲家人的灵魂呀，无论身处何方，有了祖图便就有了自己的根；祖杖亦是畲族人的圣物呀，自从由一根原木在法师的手里被雕刻成龙头状，饰以金箔，垩以朱漆，系上一层层代表传师学师的红布，它便成为畲民心中一个无比圣洁的图腾崇信物了。

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这样的信念，雷进裕携同4个儿子踏上了前往浙江的道路。出发的时辰和往去的方向，他该有过卜卦的，只是他从罗源一路循着弯弯的古驿道终于到达浙江省境时，是否也曾有过预知，他将路遇一个同样来自福建的和尚，并与他结下深厚的情谊，从此一再被后世子孙提起呢？

故事又是这样一代代传说下来的呀：他与和尚一路同行到了浙江，分手后，雷太祖在景宁一个叫大赤坑的荒凉深山坞里搭起了茅棚，父子5人靠垦荒种地度日。后来豪强硬说雷太祖侵占了他的土地，就把他全家赶下了山，他们从此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恰有一天，他们在景宁鹤溪流浪拾荒的时候，不期然与和尚相遇了，和尚非常同情雷太祖的遭遇，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寺院中。这个寺院，雄踞在敕木山的山腰之上，它在今天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惠明寺。

三

我在惠明寺前徘徊良久。寺门紧闭，空谷无音，高高的山墙与屋脊在烈日的暴晒下，正倾泻下一片耀眼的明黄，与四野层层茶林的碧绿相映，衬出油画般的景色。《景宁县志》说，该寺建于唐咸通二年即公元861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时寺院的规模大概也是不大的，一座观音，一个僧人，一口铁钟，两座香炉，便构成了寺院生活的全部，千余年来，它们与门前弯曲的石道、破落的残墙一道，几经起落，却始终未能阻断当地畲民对开山始祖惠明和尚的想象。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心中亦一度固执地认为，他或许便是明万历年间，与雷太祖一同从罗源过来的那位和尚？岁月更替，几经变迁，几百年的时空在当地畲民心中似有若无，他们把这个唐代和尚混名为明代的惠明和尚，心中唯一牵系唯一感念的，是先人雷太祖在和尚的帮助下，从此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并由此惠及一座山和山之四野零星散落的畲族村庄。

故事就是这样串联起来的。确切地说，自从雷太祖来到这儿，和尚心中便多了一份牵挂。当漫山吐绿、雾岚缥缈的春天终于来到山门的时候，他抖抖索索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揭开，出现在眼前的是他从福建带来的仅剩的3粒小小的茶籽。他慎重地把茶籽撒在了敕木山的山腰上，并亲自教导雷太祖一家在敕木山上种植茶树，烘焙茶叶，由是便有了这一树一树漫山漫坡的茶——人们便又因寺而名，称它为惠明茶。

一座山最初只有一个人，一座庙，日子久了，又加了一个家，于是人气便开始旺了起来。便又多了一些草寮，便又多了一些茶园，便在茶园与茶园之间，又有了此起彼落的山歌。油坊、豆腐坊、织布坊、染坊、银匠铺、铁匠铺……在这个山落出现，又在那个山坳散布，于是村庄就有了越来越浓厚的人间烟火的气息，于是漫长的历史便就有了越来越丰润的细节。蓝姓、雷姓、钟姓，他们一些从福建而来，一些从江西而来，最后都聚集在了这座名叫敕木山的山麓田野间，惠明寺、敕木山、周湖、东弄、双后岗、旱塔……“大分散，小聚集”的畲族村落分布格局，再次在浙江这块丰饶的土地，散发出勃勃的生气。

四

耕郎鸟，叺响天，叫得春暖草抽青，

春令恰似黄金宝，催人赶紧去犁田。

耕郎鸟，叺啁啁，催你男女莫闲休，

锄田犁耕翻田土，冬来米谷正可收。

耕郎鸟，叺纷纷，催你男女莫贪昏。

五晚点火早吃饭，早起三日值一工。

耕郎鸟，叺朗朗，催你耕田好插秧，

割草烧灰做秧地，秧好正侩多收粮。

耕郎鸟，叺云翻，塘底鲤鱼跳上滩，

寮前屋后青蛙叺，吵得眠昏人唔安。

耕郎鸟，叺沙沙，叺得百草争开花，

催你做事要勤力，多收谷米做人家。

作为一个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畲族从未远离过大山的怀抱，这是始祖忠勇王为畲族子孙画的一个“圈”呀，千百年来，不管迁居何处，它始终是山哈子孙的衣食所在和精神皈依。他们是这样敬重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呀，当炊烟在这片山坳成为一个日起日落的温暖的存在，当鸡鸭成群在房前屋后欢快地叽叽喳喳叫唤，他们便会请来风水先生，在村子的吉地立起一座自己氏族的祠堂，同时虔诚地在村子水口的某一处“请”来自己的土地公神，一年四季，从此香火不断。他们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呀，祠堂内的先人既是祖先，亦是家神；土地公神则上管风调雨顺，下管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唯如此，当一座祠堂、一座小庙在这个村寨立了起来，畲族人漂泊不定的心，才算真正安定了下来。

我不知道敕木山是如何成为畲族人心中的另一座“圣山”的，他们都称它是畲族的“小凤凰山”。那座矗立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是畲族的祖山呀，山上有畲族人共同的祖祠和祖墓。《高皇歌》是这样告诉世世代代畲族子孙的：当初高辛帝依从忠勇王的心愿，把他与三公主送到了凤凰大山宫中。山里的田场是多么肥沃啊，山上的鸟兽又是何其多啊！勤劳勇猛的忠勇王在农闲时节，最爱上山去打猎了，他祭拜过畲族的猎神，带上心爱的弩弓，大踏步走进了凤凰山的深山茂林中。在山顶，他与一只大山羊遭遇，在追杀的过程中，忠勇王不幸被山羊角顶撞，跌落下山崖，高高挂在了一根粗大的山藤上……

这是一个惨烈的关于畲族先祖忠勇王的死亡记忆。从此，畲族人把凤凰山当成自己的开山祖地，同时也把凤凰山当作畲族人灵魂的最终归宿地。

而敕木山——这座高高耸立在浙江景宁县域的大山，它同样是这一方土地上的畲族人的精神归宿地。从一个人，一个家，一座村庄，到现今浙江省境近20万的畲族人口，几百年来，畲族子孙绵延不尽的血脉之河在这里得到丰润的滋长。逐渐壮大起来的畲族，为感念雷太祖进裕公开山立业的祖功，亦将他长子的坐像，高高供奉在了敕木山腰惠明寺的神坛之上。

这是一个对先祖深怀感恩的民族，也是对赐予高山、良田，并给予五谷丰收的山神深怀敬意的民族。同治朝《景宁县志》是这样记载这座畲民心中的“小凤凰山”的：“敕木山，县东南十里，高接云霄，为邑之镇山，远望可数百里。”其冬景之“敕峦霁雪”，时人叹为观止，赞“云宿必雨，土人常以占候，至新雨初霁，半山云雾翕然而起，隆冬积雪经月不散，尤为奇观”；而敕峦峰顶更有“直可低头看落日，真堪垂手数飞鸿”之奇景。

那么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选址，还是潜意识的文化遗传密码让畲族先人带上了祖地“凤凰山”的记忆而作的选择？无数个日子，散落在大山里的畲族先人，面对莽莽林海和层层叠叠的梯田，想起一年四季的辛苦劳作，口里心里念着的，都是对这座大山的深深敬畏与感恩，于是，多少年过去，他们又在敕木山顶建造起了一座自己心中的神庙——汤夫人庙。

传说是这样在敕木山流传着的呀，说汤夫人姓汤名理，字妙元，生于北宋徽宗年间，原本住在京城汴梁，两岁时在草间玩耍时，偶得仙缘，吃了仙果，因而非常聪明。后来因兵荒马乱，逃难中，母亲病逝，其父十分伤心，痛哭不停，此时才两岁的女儿开口说话了，劝父亲莫要哭坏了身子，还须带领全家过生活呢，竟全是大人的口气。孩子的早熟早慧让父亲非常欣慰，他鼓起勇气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来到杭州、青田鹤城，最后落脚景宁汤坑村，开荒种地，盖房造仓，种起的谷米吃不完。17岁那年，天下大旱，汤理协助父亲把下丘田的水用剖开去节的毛竹倒灌到上丘田，解决了父亲的燃眉之急，首次露出仙人的真相，后来果然在敕木山顶升天而去。传说汤理成仙飞升之时，其父汤三公因牵挂女儿，便亦追随而去，而当父女飞升到东弄畲村上空的时候，父亲突然告诉女儿，自己闻到村中鸡肉的香味了。女儿因其贪恋人间的美食、未得真道，遂劝其回到人间，并让他担任专司环敕木山畲村包括惠明寺、敕木山、周湖、东弄、双后岗、旱塔6个村庄，专管人畜平安的地头爷——也即是畲村的土地公爷。

我在上敕木山的路上，每经过一个村庄，总能看见一座小小的庙宇立于村口茂盛的大树下，当地人说，这些都是畲民专门供奉汤三公的庙。在景宁，汤坑是个汉族村庄，汤三公和汤理原本亦是汉族人。但身居大山、向来刀耕火种的畲族人却把能引水倒流、保境安民，带有强烈农耕色彩的汉族神灵敬奉为自己的神祇，他们的热忱与虔诚，甚至超过当地汉人对他们的尊崇与敬奉，乃至从浙江云和、文成、泰顺特地赶来进香的畲族人，心中亦把他们当成自己氏族的神祇而给予敬祀。汤夫人日理万机、高瞻远瞩、法力高深，是保五谷丰收还兼护产保幼的神祇，汤三公则是与汤夫人对应，专司村落内部琐碎事务的神灵，父女各司其职又彼此协调配合的关系，在畲民心中编织起了一张强有力的保护大网。听说每到冬季，春节来临之际，敕木山上都会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这些庙宇矗立在皑皑白雪中，一片圣光，默默地护佑山脚下那些静静的村庄。

五

我是在2015年盛夏时节，第一次踏上高高的敕木山。其实在此之前，要去敕木山的念想在我的心里已经潜藏有多个年头了，而这念想，多半缘起于民国年间同济大学生理学教授、德国学者哈·史图博（H.Stiibei）的提醒。

我常在想，一个人与一个人，终究是要有缘分才能相聚的，就像史图博，80多年前，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外，当他在敕木山进行畲族文化调研的时候，是否曾想象过，往后将会有一个、无数个像我这样的畲族后人，循着他的背影，去探寻一个村庄和一个民族，它的前世与今生？

如果生命能够一直延续，1885年出生的史图博现在该130岁了。这当然是一个梦想。但当我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史图博的文字印象在我脑中拼接起来的时候，发现他似乎确有某种气质——我是说，仙风道骨之气：他身材壮实，个儿高高，须髯飘飘。他是喜欢穿中式长袍的，也喜欢穿农人手工制作的布鞋，就是口里说着的普通话，也与农人一样，多少还显得蹩脚呢。但他却永远显得那样阳光、健朗，无论走在哪里，遇见老乡就远远地打招呼，一有空儿，就钻进老乡家里神侃，若是刚好在吃饭的当儿，也便遇见什么吃什么了，一点儿也不见外，难怪在敕木山的6天时间里，他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素材，写下堪称畲族文化研究历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

《景宁畲族自治县志》是如此记载的：“民国十八年（1929）夏，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上海同济大学教师李化民到景宁畲乡考察，撰写了《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对景宁畲族的族称、姓氏、风土人情等作了介绍，也是研究民族学的史料。”

这条记录十分简要，而我的整个敕木山之行，却是循着史图博的背影和他的调查记一起前来的。

很显然，在交通已如此便捷的当下，我的路线与史图博当年的路线已无法完全重合：在许多的文字记载里，当年那条从山脚到山顶高达1500多米的山道，虽由石阶铺成，却如天梯般险峻，即便是一个有着强健体魄的人，至少也需爬行2个小时方能到达；但我今天已经可以乘坐小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路过周湖村，路过惠明寺，路过当年惠明和尚亲手栽植的千年古茶树，路过现今放眼皆是无处不在的畲家茶园，轻松到达敕木山村。敕木山村高高驻扎在大山的山腰之上。

已无法完全复原史图博当年所见之景。显然在当时，敕木山村还是一个十分偏远贫弱却保持着相对完好的传统文化的畲族小山村。作为一个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史图博选择了它，便是选择了村庄作为畲族的全部。

它浓缩了无数个畲族村庄百年前的身影：

道路是陡峭的，几乎像阶梯那样上升，偶尔形成盘旋的山路。路面规则地铺着大块光滑鹅卵石，专供徒步者往来之用。

在一些房屋附近的一个陡坡上，有块极小的场地，它很可能曾作便于灌溉之用，但现在被用来作菜园了。而那些房屋的四周则长着成丛的美观的棕榈树。

敕木山村的房屋也和邻近的汉族农民的房屋没有区别。在低矮的、用碎石砌成的基墙上筑起没有窗户的泥墙，它支撑着盖上黑瓦的屋顶。内墙由薄木板构成。天井周围是些黑暗的狭小居室，天井的四周有个盖有屋顶的走道，房间的分布很不规则。

显然那时村庄仍然是十分闭塞的，村民对汉人“总觉得胆怯而且不信任，像见了陌生人一样”。他们的生活除依靠农业外，也依赖于敕木山的森林资源。由于“高于敕木山村的土地没法进行耕种”，村民只能从敕木山的下部山地，从陡峭的山坡上，通过修筑梯田来种植水稻，并在田地边缘配种些大豆、甘薯、芋子以及一些蔬菜来获得一点生活资料。他们一天吃两餐，主食主要是大米配甘薯丝，只有富裕人家才吃得起大米饭。由于畲民还必须向汉族地主缴纳高得惊人的佃租，“在景宁附近，稻田的佃租直到1927年为止，不低于收成的70%，对于敕木山村耕地中贫瘠的小块农田则是收成的60%”，因此，他们的生活又是十分贫困、令人难以想象的。

而我来到这儿时，虽村道陡峭依旧，却有平整而干净的石板路贯通全村；那些低矮的泥屋也依然稀稀落落散布在悬崖峭壁之上，但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墙面新抹上了统一的白灰，一些围墙之上，还装饰上了畲族特色鲜明的绚丽彩带。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我毫不费力地来到了那座老宅——当年留宿了史图博6天的蓝日成村长的家，在当时，这座宅院是村里最为气派的房子，而现今，因为史图博，因为史图博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它已成为畲族文化的标志性保护建筑被保存了下来。

1929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中国内战频仍，世界亦不太平。年末，一场发生在福建闽西上杭的“古田会议”曾经是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未来时局；而始发于美国，进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又从此让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然而，如此时局，对一个深处浙江南部深山老林里的畲族小村庄来说，它的影响在这一年或许远不如一个外国人的意外闯进引起的骚动来得巨大。这多少契合了史图博心中的预感，因此，史图博的敕木山之行，除学生李化民外，他还特地找了个常为畲民打制饰品的银匠师傅为他带路，这多少可以减轻畲民对他的不信任感或曰戒备心理：“这个居住地的住户在外人面前特别胆怯。他一走近，妇女和孩子便突然消失了，只是偶然会见到一个好奇而胆怯的男人站在角落里或走道旁，假装在干什么活，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以便能在一旁不受阻挡地观察这位罕见的客人。”

敕木山的畲民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山，他们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这座大山赐予的恩泽，即便偶尔要买一些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也仅与汉人做些十分原始的以货换货的交易，“畲民要求简单，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其余各种低度之消费，如烟、酒等物，亦多为自己所生产，不必依赖外界之供给，故其所需于商者甚少，而畲民经商者，亦不多观者”。因此，当史图博出现在村民面前时，他们显然深感意外而又羞怯好奇。两年后的1931年，史图博曾以类似的方式“闯”进海南岛探寻“黎族原生态图”，并出版了他著名的《海南岛民族志》。透过浸透他斑斑汗渍的文字，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在少数民族村庄遭遇的麻烦、尴尬甚至“仓皇出逃”的狼狈，比如汉族向导为了让当地少数民族能够接受这位红头发白脸庞勾鼻子的域外来客，对他们声称史图博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外国国王，史图博甚至经常不得不给当地患流行疾病的村民看病；更多的时候，因着少数民族对外来陌生人的恐惧心情与警惕心理，他还被当作会使妖术能把村子的“宝物”带走的神职人员而被驱逐出村。

在敕木山村，史图博显然有过类似的遭遇，尤其对于畲族视为“宝物”的祖图，他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得到；而打听关于畲族的先祖忠勇王的故事时，他更是在汉族银匠的严格禁止下几次欲言又止，只好从一些对福建畲族的报道中，想象畲民在欢度春节时祭拜祖图的奇异场景。

幸而当过景宁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在村里有着极高声望的村长热情接纳了他，用畲族人对待贵宾的礼仪来安排好他在村里的一应方便，才有了后来对畲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记”的产生，也才有了如今作为敕木山畲族文化印记的蓝村长家这座百年老宅留在了村子里。

这所老宅一如史图博的描写，建在高高的山崖之上，后背即是高高的敕木山顶。站在宅基前小小的平台上俯视足下来时的石阶，想象史图博当年初上山顶时紧张的心跳，依然能够感觉得到他将歇下来时长长地舒一口气的愉悦与放松。史图博对这样一座畲家宅院是如此上心，他细细地把它描绘了下来，甚至精心为它配上了结构图，乃至我在现场所见，基本可以在他详细的描述中得到一一对应的参照：

建筑物的南墙是一堵高墙，大门在墙的中间。人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院子，四面围着盖有屋顶的走道。院子的左右两边是狭长的房间。左边那个已作为一些从外地来村干活的泥瓦匠的住所了。右边那个装满了废旧物品。紧贴着院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屋顶的大厅。它面向院子，有一板壁把它和后面隔开，靠壁放着一个常见的长栋桌。大厅的两边是用板壁隔开的住房，一边是村长家的住房，另一边是他哥哥家和他大侄子的住房。从这个大厅通过长栋桌两旁的两扇门出去，就来到板壁后面另一个有屋顶的厅堂，厅堂的后壁就是山坡。这个厅堂的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长长的炉灶，每个炉灶都有一个小小的灶神柜。一条小溪在悬崖和厅堂的后边流过，提供家庭用水。有两架狭而陡的木楼梯从后厅往上通到只有两米来高的上层。这里用板壁隔成一排单个的房间，它们主要是用来装谷物和贮藏的农具。其中有一间已收拾好，给我们当客房用。房里面用木板和稻草布置了简陋的床铺。这栋正房的两旁还盖了低矮的外屋，那就是牛栏和猪圈。

显然，这座大院居住着不止村长一家，他的大哥和大侄子也住在这里，还有从外村请来的泥瓦匠，这会儿再加上史图博和李化民，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

史图博喜欢这样的热闹，他很开心地品味村长为他精心准备的一日三餐，发现除当地常见的蚕豆、萝卜、苦瓜、茄子等蔬果及猪肉鸡肉外，最好的一道菜是一盘小小的红烧鲤鱼；他还很“享受”地喝了畲民自酿的黄酒：“相当浓的、暗灰色的、完全不透明的、曲子的悬浮物”，那感觉是真酸呀，竟然像醋一样！

他也饶有兴致地观察村民们来家闲聊的一应举止，发现畲民之间大多相当平等，即便有一些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也基本取决于财产的多寡。他还发现村民对长者和“尊者”都十分敬重，在畲民中间，村长与占卜者、驱邪者、教师和在祭祖仪式中献过祭品的人以及出过远门的手艺人，如银匠、木雕匠、泥匠、瓦匠等，都是受人尊敬的体面人，因此，只要是他们中的哪一个人进来，村长都会热情地向他们敬烟敬酒，并都十分自觉地把上座让给体面人坐；唯一不同的是，妇女是受排斥的。

除此之外，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细心地观察、静静地思考家中其他一应的细节。比如他发现，这家院子四周走道屋顶的那些木柱子，竟然都雕有精细的花纹。现在，这些花纹仍然保存完好、异常清晰，除了一些像汉族人家常见的吉祥鸟兽和四季花卉外，一些图案分明带着畲族人独特的图腾信仰痕迹，如正厅横梁上的曲线图案，看起来就像凤凰的尾羽，四周游廊上的木构件，分明还刻有畲族人敬重的麒麟。

有一些史图博所记录的，现在已经不见了踪影，如那盏“可以反映西方文明已深入到中国内部角落里的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的煤油挂灯、旧时畲族人用来作室内照明用及室外当火把用的老式火篾、挂在房门前据说可以带来幸福的五色布块，还有那个放在屋顶上据说可以保护房屋免受风灾的两把锄头……

但史图博所说的汉式炉灶，炉灶边上从悬崖上流下的汩汩清泉仍在。依着史图博所说的木楼梯上去，可以直接到他当年居住的那个房间，房间小小的，黑乎乎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光线，至于当年村长为他准备的用木板和稻草布置的简陋床铺，现在早已不见了踪影。令我感到十分意外和惊喜的是，在厅堂楼上的后壁之上，那张史图博看到的畲家用以奉祀祖先神的独特的“题词”仍然挂在那里，中间写着“癸本家奉祀香火汝南郡历代宗亲位”，左右各书一列 “日时进宝郎君”“年月招财童子”字样。

据说院子左边一侧的房间曾经倒塌很久一段时间，直到近年才在政府的资助下按原来的布局重新修建了起来。它是村长自己的房间，还是他大哥曾经的住屋？在史图博的文字中，我没有看出答案，亦未作更深的探究。只是当我独自一人站在蓝村长家楼上的畲家祖先神位面前时，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他是村长的大哥，一位畲族风水先生。

在史图博的文字记载里，我无法去揣测这位风水先生曾经有过怎样的人生变故，只知道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他把自己的村长位置让给了弟弟蓝日成，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过继给了没有子女的弟弟，然后弟弟再把他的女婿招上门来，当作自己的儿子。

也许畲族对于同宗血亲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这样，能够将收养的孩子视同己出，何况他们还是亲兄弟；也许哥哥更多的是受了“神”的旨意，从此一门心思把精力投放在了“仙道”之上？似乎他是决意了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宗教的，他说他是村子里唯一的佛教徒，无论如何，他必须严格地坚持吃素。“他在自己家里设了个小小的祭台，供奉阿弥陀佛小塑像，一有空便在祭台前烧香念经。曾有一次，他在梦里见到敕木山的山门自行打开了，山的内部挤满了神的塑像，那时他就明白了，他已被召唤去做一名隐士，于是他就在敕木山山坡的高处盖了一个小小的茅舍，有时到那里去退隐几个月”。

史图博说：“在谈吐中他总给人以这么一个印象：一个善良的、不太爱说话的人，不和人交往，不喜欢对外界发生作用，忙着作他宗教上的冥思苦想。”

如今，在蓝村长家的祖先神位上，应该有他的一个神位罢？

六

近一个世纪即将过去，如今的敕木山村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现代畲族村庄的一个典范，这不仅得益于浙江近年来经济的强势发展，更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高度重视。现在，敕木山村已被景宁列入“美丽乡村·魅力畲寨”之一，其经济收入除乡村旅游之外，扛鼎之一是当地惠明茶的产业化开发与生产，据村民介绍，现今全村茶园近2000亩，农户年均收入高的达六七十万元。它让我不能不再次想起惠明和尚：1000多年前，当他亲手在敕木山上撒下3粒茶籽的时候，他一定不曾想到在1915年的某一天，这个名叫“惠明茶”的白茶将漂洋过海远赴美国，一举拿下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奖牌，从此誉满全球。当然，他肯定也不曾想过，自己亲手栽植的茶树，其中的一株在千年之后，仍然能够坚强地活下来，繁茂至今，再生发成畲家人的千万亩茶园而造福一方。

离开敕木山时，想起一首畲族歌言：“家家户户都改楼，高山新村起茶园。村道水泥都铺透，小车一路到门口……”歌声空灵而悠远。这是现代畲族人流溢自心底的幸福的歌唱，就像当年畲民爱在田间地头自由地欢歌“蜂蝶恋花花丛行，百鸟都爱树和林。鱼儿爱着清清水，小妹爱着勤劳人”一样，令人欢愉而无法抗拒。

然而伴之而来，亦有一股无言的忧伤与惋惜沉淀在心里，近来愈发成为我心中的一种隐痛。就像这两年来，在我走过的许多畲族村庄中，目之所及，除史图博所见之景外，总在不期然中会有一些现代楼房撞入眼帘。在我看来，它们是这些古老畲村的“不速之客”，鲜活、亮丽，却少了历史的柔韧与质感，让人无所适从；它们全然不知自己的出现，让这些古老的畲族村庄陷入了多少的尴尬与两难！

我也无法去揣度，如果史图博能走到今天，他的心头将涌上如何万般的滋味？在他的调查记中，有一段话曾经是这样地深深触动了我：“当时的中央政府是以值得称赞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土人的，它至少开了一个头，减轻了这个民族所受到的汉族地主的奴役和无以复加的沉重压迫。这样一来，被同化过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因此，就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有关民族学的资料的时候了。……可惜的是急于求成的官员们在‘改革’的努力中，也把眼光盯在土人的特殊服装上，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所以至今为止，由于进行这些‘改革’，已丢失了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民族学家所感兴趣的。”

无独有偶，民国年间曾任云和县县长的沈松林在《一件错事》中，也印证了史图博类似的表达：“但我很惭愧，曾经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强求畲族妇女改变发式与服装——不许她们戴头饰和穿民族服装。于是她们上街时，只好取下头上的头冠、石珠等装饰品，大体上与汉人相同。可是她们回去时，一出城外仍旧戴上，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这种‘同化的偏见’使她们增加麻烦，虽然后来也听其自然。回忆起来，深感惭愧和内疚，应该向畲族同胞道歉。”

确实，在史图博的调查记中，此时的敕木山村虽然仍保留着较多质本天然的畲族传统文化气息，但也能够感觉得到，早在80多年前，一些畲族文化特质已开始在这个村庄抽丝剥茧般慢慢褪去它原初的本色。比如男性的服装，史图博就注意到，包括普通的短上衣、裤子、草鞋、斗笠，甚至斗笠上用来系在后脑勺上的彩色玻璃串珠，都与浙江南部汉人的一模一样了。对此史图博也不得不这样总结：“尽管如此，畲民外表上的文化还是完全和汉人的相同，这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了妇女独特的服装，首先是头饰之外，再没有任何典型的特征了。然而这种外表上的文化仅仅涉及穷苦的、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的农民文化。只有富裕的家庭或者在外地工作过的人才需要一种较高级的文化。这种人在过节或喜庆的场合就穿长衫，也许还要罩上一件马褂，穿上一双汉族式样的布鞋，村长甚至还带名片……许多风俗也纯粹是汉人的，例如接待客人的规矩。”于是连连惊叹，是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时候了”。

而如今，在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益多元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作用下，史图博担忧的状况显然并未得到有效的遏止。全国大部分畲族村庄的畲民，他们的生产、生活甚至衣食住行都已越来越汉族化甚至城市化，大部分畲族村庄的风俗习惯已只能在节庆日时才在特殊的场合中有所演示，畲民们平日里已基本不穿民族服装了，往日回响在田间地头的畲歌，亦已成为一种需抢救的文化遗产来进行有意识的保护和弘扬。为此，政府各级部门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弘扬、建设畲族文化，包括评选、扶持“美丽乡村·魅力畲寨”建设，其中景宁作为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畲族自治县，也开始制订出台一个更加宏伟的规划“让文化走进生活，让发展留下文化烙印”，这样的规划理念努力把景宁畲乡建设成为中国畲族文化的总部，自然让所有关注、热爱畲族文化的人十分振奋。这就像之前我曾经去过的福建宁德蕉城区的上金贝村和福建霞浦的半月里村。经过近几年来的发展，畲村旅游与古村落建设以及畲族文化保护在这两个村庄几乎同步进行着，这几乎可视为全国畲族村庄现代发展的一个范本。在福建霞浦的半月里，我遇着了热心于畲族古文物的收藏和保护者雷其书，在他收藏的青花瓷、凤冠、织布机、小说歌唱本等大量畲族古文物中，有一个粗大的祖杖让我十分惊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客家地区长大的畲族人来说，所有的关于畲族文化的积累都是依靠近几年的阅读和走访得来，而在我脑海中关于祖杖所有的印象，也都把它具象为一根如宁德“中华畲族宫”门前高高竖立的祖杖一样，是长条形的。但在雷其书的藏品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粗短的、比一般龙头杖大两倍的祖杖。雷其书告诉我说，这样的祖杖在半月里村，每到祭祖的时候都要与同样是村庄古物的宝剑摆在一起，供族人们祭拜。

在上金贝村，我还偶然闯进一所大宅院，宅院内摆放着许多畲族文物，它是“畲族文物收藏第一人”阮晓东的家，而初来乍到我却把他的宅院误为是一座畲族文物博物馆。

显然这一“巧缘”成就了我近两年畲族文化探秘之旅最大的收获，他让我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看到了我的畲族先人留下的大量文物：畲家大鼓、婚轿、竹编、酒器、畲王床、畲家祖杖、畲家衣物、银饰、家具等等，单单畲家祖杖零零碎碎加起来就多达几十个！如此万余件畲族文物集中在这里，每一件都在悄声诉说一个民族曾经的沧桑往事。

阮晓东的家乡在闽东的下白石顶头村。与其他村庄很不一样，顶头村子中间有一条街道，以该街为界，上面住着的是黄姓，他们信奉天主教，下面住着的是阮姓，却信奉佛教。由于周边都是畲族村庄，阮晓东从小就耳闻目睹畲族人与当地汉人不一样的民风民俗。如他们穿镶着花边的衣服，“皆服青色，结处不用纽而用带，袖宽五六寸、长约三尺，均著裙……家居悉穿草履或木屐，必往其戚属吊时始用布鞋，鞋端必绣红花并垂短穗”；他们盛行招女婿的“上门婚”，“畲客则喜招女婿，可以婿为子，彼族共分盘、蓝、雷、钟四姓”；他们还拜虎将军、马将军为保护妇女儿童的神祇。那时他的爷爷开了一个海鲜店铺。以砍柴为生的畲族人因砍柴、挑重担、走山路出汗而体味很重，因此常常成为汉人嘲笑的对象。但他的爷爷却对畲民抱以深切的同情，每当看到他们的柴火当天没卖掉，就主动让他们寄放在店里，久而久之与畲族人结下深厚的情谊。正是因为这样缘分的影响，阮晓东对畲族文化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并在参军退伍做机械工程小有积蓄之后，于1995年开始毅然踏上了畲族文物收藏的艰辛历程。十多年来，他踏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畲族村寨，收藏了1万多件畲族文物，其心中秉持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让面临消亡的畲族文化“复活”起来。

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时候的畲族村寨还是比较原始的，汉族文化的侵入相对比较少，加上地处穷乡僻壤，畲民们大多生活十分清苦，对家里的那些古物，他们认为只是日常生活用具，只要稍微给点钱，就会把这些东西卖掉，因而虽是畲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古物却慢慢流失了。后来受经济浪潮的影响，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俗都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畲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与经济建设逐渐成为一个对立的矛盾凸显出来。虽然现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非遗”的措施，然而，美好的东西丢失了，要重新拾捡起来又是何其艰难。就像阮晓东现在一样，花了大量的资金收藏了上万件的文物，却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让失传的畲族手艺得到产业化的发展，也无法完全依靠个人的财力去很好地保护这些藏品，这已成为他的一个心病。说着这些的时候，他带我去看了他设在上金贝村口的畲族文物展室和文物仓库，琳琅满目的藏品让他既骄傲又担忧，骄傲的是他终于把畲族这么多鲜活的文物抢救了下来，担忧的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有着“活化石”之称的古物至今只能堆积在这个简陋的大展室和大仓库里，继续它们尘封已久的历史与记忆。

“我想给这些文物找个家，既让它们成为畲族独具特色的名片，也让更多的人关注畲族、热爱畲族，研究畲族文化。”阮晓东说。

而我因为阮晓东和这些畲族文物的存在，选择了在上金贝村住一个晚上，就像去浙江景宁的敕木山村，为着寻找德国学者史图博的背影和他的“调查记”一样。

但我也隐约感到不安。近年，上金贝村之所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探密”，除了该村有较为丰富的畲族文化元素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原因，就是村里有一座富于传奇色彩的古墓。该墓位于上金贝村北半山腰的丛林之中，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专家考证认为这是一座元末明初的古墓，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墓的格局是三层六阔，各种构件精致豪华，弧形条石砌成高大圆拱，墓前石柱高四五米，墓顶雕刻火珠莲花，墓壁旁墙头石雕云纹螭首，颇有皇家气派；然而墓碑的落款却又明确刻有“御赐金襕佛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字样，显示它是一座和尚墓。该墓皇家的气派、和尚的墓造格局颇显“另类”，一度勾起考古界对“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失踪之谜的无限想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由于太子朱标已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即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不久，燕王朱棣以讨逆为名，发动靖难之役，攻陷京师（今南京）后称帝，是为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一片火海，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其出逃的传闻颇多，其中又以他在万分危急之时，削发并身着袈裟从地道出逃、再沿海路从温州入闽一说最是惊心动魄。如今，古墓之谜在学界依然众说纷纭，但上金贝村因着与建文帝某种隐秘的关联，而让这个村庄在畲族特色之外，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那一天，当我来到这里时，已是秋日的夜晚，村庄里，长长的葡萄沟已无潦草的藤蔓，古墓脚下的荷塘亦已一片残荷凋败，唯白墙黑瓦让这个畲族村庄显得异常安谧而从容。

但这样幽深的村庄的夜，却有一个人的背影每每进入我的梦乡，他是德国学者——史图博。80多年了，这个在敕木山村待了6天，并在他著名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大声惊呼畲族“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有关民族学的资料的时候了”的白胡子老外，如今他的呼声已传遍畲乡的每个角落，我确乎从阮晓东们身上，看到了畲族作为一个民族，它渐行渐近的身影。

李肃人：《畲乡报》，见中国景宁新闻网（http：//jnnews.zjol.com.cn/），2010年4月22日。

《敕书》，又名《开山公据》《抚徭券牒》，是畲族民间流传的一种用汉文书写的文书。

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邱国珍：《浙江畲族志》，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邱国珍：《民国时期浙江畲汉民族的互动与友好——以两则口述史材料为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